第二个大事变是老申突然陷入一起轰动布拉格的凶杀大案，并荣幸地成为警方锁定的犯罪嫌疑人。WwW、QuanBeN-XiaoShuo、cOm成天被警察传来传去，接受迅问，一次比一次严厉。老申本来就胆小，这回更是六神无主，灵魂出窍，惶惶不可终日。

事情要从两个中国人被杀害说起。

在布拉格以及整个欧洲，华人之间相互残杀的恶性案件层出不穷，我们早已见怪不怪了。1998年春天，捷克电视台及所有媒体都报道了两名中国人在布拉格四区奥巴道夫自己租住的公寓里被人杀害的消息。我认识其中一名死者，叫张建军，我们曾经是好朋友。另一名死者叫朱复军，从未谋面。

这个案子能把老申牵连上，全因为那个陈妮娜。

杀人案一出，早有了解个中情况的中国人通过中国驻捷克大使馆向捷克警方报告了线索，直接点出了疑凶的名字——上海人吕辉。

举报人是我的朋友，也是上海人，叫惠中阳。这人平时脑子好像有点毛病，但对这件案子的叙述和分析都有条有理，丝丝入扣，不由你不信。以下是惠中阳的叙述：

“我不认识张建军，但我和朱复军很熟。朱复军是无锡人，在布拉格九区西班牙超市门口练摊儿。你知道的，很多中国人都在那里练摊儿。其中有个叫马富华的，两人要好得很，不但在一块儿练摊儿，还在一块儿拼住，分担房费。这个马富华有个坏毛病，好吹牛，满嘴跑火车，到处吹他生意做得多么多么好，赚了多少多少钱啥的。全是吹牛皮，根本没有的事。别人不信，可绑匪信了。

“有一天晚上，马富华从外面喝老酒回来，哼着小曲儿刚进屋，突然从朱复军住的房间里冲出几个绑匪来，三下五除二把马富华摁倒在地，用胶带纸封住嘴，手和脚都绑住，塞进一个练摊儿装货用的大编织袋里，抬着下了楼，扔进汽车后备箱，开着就走。

“敲诈三万美金，马富华乖乖付了，光棍不吃眼前亏——不付就要往伏尔塔瓦河里扔呀！

“马富华怎么咽得下这口气？回来就报了警。把朱复军也告了，说他勾结绑匪。警方立刻采取行动，绑匪早已逃散，只逮回来一个朱复军。

“朱复军在拘留所里给陈妮娜写信，求陈妮娜为他找律师辩护。所需费用让她找朱复军的家人要，并说已经给家里写了信，希望陈妮娜快点同他的家人联系。陈妮娜于是专门回了一趟国，与朱复军的家人见面，大包大揽，拿了两万美金回到布拉格。一回去，马上找了律师，又给朱复军捎话：放心好了，上下都打点停当，开庭就得放人。

“开庭了，法官问朱复军：绑匪为什么会从你的房间出来？朱复军说他们那么凶，我敢说什么？法官又问下楼后把马富华放到了谁的汽车后备箱里？朱复军说放到了我的汽车后备箱里。法官又问然后呢？朱复军说我就开车在前边走，他们在后边跟着。法官又问为什么你在前边走他们在后边跟着？朱复军说他们怕碰上警察。

“轮到朱复军的律师辩护时，律师说很明显朱复军就是与绑匪勾结，没什么可辩护的。

“当庭宣判：朱复军入狱两年。

“在监狱里服刑时，和朱复军同牢关着一个捷克律师，据说是被人陷害入狱的。捷克律师听了朱复军讲述的来龙去脉，就说肯定是冤案，我出去一定要免费替你打这个官司，你会获得巨额政府赔偿的。

“结果他真的平反出狱了。

“两年以后，朱复军也刑满出狱。他一时没地方住，就跑到我这儿住了几天，这些事儿都是他亲口讲给我听的。

“朱复军出来第一件事，就是找那曾经同牢的难友律师，商量如何打官司。第二件事，就是找陈妮娜要那两万美金。陈妮娜不给，说这一点那一点都用掉了，总之都是为你办事用的。朱复军说不行，你是怎么为我办的事我清楚你更清楚，咱们什么话都不要讲了，只要你还了我两万美金，咱们从此桥归桥，路归路。你要是赖账不还，那只有搏命了。

“这时他已经搬到张建军那里住了。

“有一天他给我打来电话，要我去张建军那儿，说想跟我谈一谈。我又不认识张建军，我去他那儿干什么？我还怕你们把我也绑了票呢。我就问他要谈什么？他说不行了，看来非得和陈妮娜搏命了。我说要谈你就到诺维布都维采地铁站来，我们在这儿见面。他说那好吧，去之前我打你手机。

“他再也没有打电话来。”

“你的意思是陈妮娜杀了他们两个人？”我怀疑地问。

“不是陈妮娜自己干的，她一个女人家怎么干得了这样的事？我告诉你吧，买凶杀人，是吕辉干的！”他斩钉截铁地说。

我大吃一惊！

吕辉和张建军是好朋友，老张曾经对我说过，在布拉格的上海人里，他只有吕辉一个朋友，原因是他不像上海人。

我也知道老惠和吕辉之间的过节，也是老惠自己给我讲的——那时老惠的集装箱刚到，吕辉便满满装了一大车，和另外两个上海朋友去捷克同波兰交界的城市俄斯特洛瓦——那儿有一个很大的批发市场——拼缝儿。那时生意好做，一大车货卖得光光的。晚上吃罢饭回到旅馆，一个上海人说要去跳舞，便把装货款的袋子交给了另一个人。过了一会儿这个人说要去卡西诺，便又把钱袋子交给了吕辉。吕辉刚刚接过钱袋子，一想自己一个人呆在旅馆也没意思，就追上那个朋友说我也去卡西诺看看。

这是他头一次进卡西诺。

看着人家大把下注大把赢钱，心早痒痒了。便也去试着赌，谁知手气特别背，愈赌愈输，愈输愈赌。老惠形容说：“吕辉的汗把衣裳都湿透了，头上都冒白气！”

四十万货款输得干干净净。

“那都是我的钱呀！”老惠悲痛地说。

“肯定是吕辉。”老惠说。

“可他和张建军是好朋友呀。”我仍有怀疑。

“这年头谁和谁是好朋友呀？只有钱是好朋友。”老惠不屑地说。

我想也对，老张为人十分警觉，不是熟极了的朋友他绝不会开门。

“吕辉现在穷得要死，老婆在上海闹离婚，他急着回去摆平。朱复军出事前几天，吕辉碰到我说能不能给他调些头寸，我说我哪里有钱？后来我去旅行社给儿子订票——我打算让儿子过来——正碰上吕辉也在那里订机票，要回国。他哪里有钱买机票？已经穷极了，给他两万克郎都会去杀人的。再说他和陈妮娜睡觉的事全布拉格的中国人谁不知道，陈妮娜让他去他会不去？”

我听了半信半疑。

周末到了，忽然接到黄文玉的电话，问我星期天去哪儿？我说准备去南部玩儿。捷克南部美极了，湖光山色犹如油画一般。她说那我跟你去吧？我知道她必有事情，而且离不开眼前这桩杀人案，就说好吧，约好了见面时间和地点。

星期天一早，我和黄文玉从布拉格出发，直奔南部一个著名的度假胜地而去。是群山中一条很大很长的峡谷，伏尔塔瓦河从峡谷中缓缓流过。水面清澈至极，游鱼可辨。嬉水者并不很多，有一些帆船和帆舨随风飘荡。我租了一条船，和黄文玉一直划到对岸。绝壁，不可攀。又逆流而上，至一片帐篷营地，五颜六色，大小不一，一群男女正在**晒太阳。一位健壮的**小伙子向我们招手，黄文玉说赶紧调头，遂返。依稀能听到那群男女的笑声。上岸又玩儿了一会儿乒乓球，决定回布拉格。沿途风光美到极致，青山绿水间点缀着幢幢别墅，森林复森林，疑为仙境。只是黄文玉显得心不在焉，若有所思，神情竟有些恍惚。

途中饿了，便在一家旅游饭店门口停车。吃饭时，她终于开口了。

“田力，我想跟你咨询一件事情。”

我微笑，“说事儿还用跑这么远？说吧。”

“你听说那件案子了吗？”

我直截了当地对她说：“是老申让你来找我的，对吧？我也知道他让你问什么，我要告诉你的是，你少跟老申掺和，他是他，你是你。他是不是凶手我不清楚，但我敢肯定他是知情人，他很难逃脱干系。”

细长脸儿白如纸。

好一会儿，她才缓过神儿来，说：“我也觉得不对，你要是一点儿事儿没有，警察为什么揪住不放呢？而且陈妮娜给老申下了命令，警察每次传迅完都要向她报告内容。如果不是陈妮娜干的，她为什么这么着急呢？”

我说：“既然你都明白，就好自为之吧。”

她叹了口气，说：“唉！麻烦还不止这些呢——陈妮娜让老申立刻从布拉格消失，否则后果自负，老申都要吓死了。”

原来，这老申当年和黄文渝共享陈妮娜时，他眼瞅着陈妮娜情感的天平逐渐地向黄文渝倾斜，急得没办法。以前的规矩全破了，什么一三五、二四六，黄文渝成了陈妮娜唯一的**宠物。老申只能蜻蜓点水见缝插针地做一星半点事，还得看陈妮娜那一脸不耐烦的表情。老申心中自是不甘，可怎样才能夺回芳心呢？练摊儿吃苦他干不了，凭年龄也不是黄文渝的对手。他必须露一手，让陈妮娜知道他老申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可是怎么露这一手呢？

这时，老申有一个朋友从国内发来了一批皮夹克，由于不对路，销得很慢。快一年了，还压着两百万克郎的货，正急呢。老申想，反正黄文渝天天跑外地练摊儿，为什么不拿过来让他去卖呢？不用花钱就拿货，陈妮娜准高兴。

便去找那朋友。

朋友信不过陈妮娜，却信得过老申。老申哇哇哇一通话，胸脯也拍得当当响，朋友就同意了。当下叫黄文渝开着大车把货拉进了陈妮娜的仓库，写好字据：半年付款。老申做东，大家吃了顿饭，散了。

是夜，陈妮娜为奖励老申，与他**折腾了一宿。黄文渝在隔壁听着他们的动静，竟辗转反侧，一夜无眠。

然而，半年过去了，一年也过去了，甚至两年也快过去了，陈妮娜分文未付。

朋友不干了，既然是你老申拍胸脯担保，那就找你老申！

老申受不了朋友死逼，也觉得这事情办得太不地道，便频频给陈妮娜打电话。

陈妮娜的答复是永远不变的两个字：“没钱。”

没钱你把货退给人家吧——老申替她想辙儿。

“没货。”还是两个字。

朋友知道老申是个窝囊废，打死他也变不成钱，便说这样好了，你和陈妮娜约个日子，咱们三方见个面，你当场把话说清楚，走人，剩下的事儿你就别管了。我还就不信，一个臭逼能在布拉格翻起多大的浪！

老申只好硬着头皮给陈妮娜打电话，说有要紧事儿，请马上约个地方见面——那时老申已经不敢去陈妮娜的住地儿了，怕有警察盯着。

约了一个酒吧。

陈妮娜很不耐烦地听完老申从头开始罗哩啰嗦的叙述，斩钉截铁又温柔有加地说：“老申你应该立刻从布拉格消失，否则你可能有生命危险——你信我的话吗？”

陈妮娜妩媚一笑。

老申魂飞魄散。

我轻蔑地对黄文玉说：“让一个女人吓成这样，还不如自己死了去。不过，他为什么这样怕她呢？”

黄文玉低头不语。

几天以后，吕辉被捷克警方引渡回布拉格。

陈妮娜亦被限制离境。

一天晚上，我正和几个朋友在酒吧喝啤酒，电话响了。一接，原来是辛佩瑶从贝尔格莱德打来的。

简单的问候之后，她告诉我南斯拉夫不能呆了，政府对中国人的刁难和歧视已经让人无法忍受，她准备最近就带着纳纳和妈妈离开。

我问她要去哪里？她说还没有最后决定，但已经有了两个目标，一个是科特迪瓦。我一时懵住了，问科特迪瓦在哪儿？她说是非洲西部的一个小国家，以前忘了是叫黄金海岸还是叫象牙海岸。

另一个呢？我问。

另一个是柬埔寨。她说。

我不明白你去柬埔寨干什么？我说。那里连地雷都没挖干净，满街都是一条腿儿蹦的人。非洲也不能去，那儿的蚊子听说比麻雀都大，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啦？

她说没办法，只有这样的国家可能才不会歧视中国人，我受够了，再也不能忍受歧视了。

我说我知道有一个国家，她最适合你去，而且保证不会受到任何歧视。

她说世界上会有这样的地方吗？你快告诉我是哪个国家。

“chin。”我说。“你为什么不回去呢？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你随便去哪儿，上海、深圳、广州，很容易的，不会有任何问题。”

她迟疑了一下，说：“不，我回不去了。你别劝我，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我就不信这个世界没有我立足的地方。别替我担心，到了新地方我会打电话给你的。我喜欢那首词，我妈妈也喜欢，连纳纳都会背诵了。你还记得吗？愁来道是天般大，试看长天，一碧无边，哪见愁云一缕烟？欺人妄语愁如海，万顷波翻，万马蹄欢，大好风光总万般！”

那天我喝醉了，醉得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