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胜连忙用力把灭火筒向楼梯下掷去，而后和我们一道向天台跑去，楼下“哗”的一声又乱成一片，从叫骂声可知，这帮黑白无常又被灭火筒掷中几个。
天台的门已被宋安打开，梁健慈扶着保家率先到达天台，我们一个个跟着上去，这下形势就比刚才好很多了，因为天台开阔，我们可以几个人把守着，而楼下的楼梯一次最多就两三个人挤着冲上来，我们只要守在天台门口附近，他们在楼梯上就施展不开，而我们也不用担心他们剁脚的招数。
看到天台有几摊用报纸垫着的绿豆子，应该是楼下居民拿到天台上晒太阳防虫子的，还没收回家，梁健慈灵机一动，叫过宋安一起，拉起报纸四角，把绿豆拖到天台门口，倾倒在楼梯上。
刚倒完，几个白脸人首先冲上来，一脚踩在台阶的绿豆子上，不用说，“啪啪啪”地一个个滑倒，其中一个没有准备，跌倒时一口啃在台阶上，当即满口鲜血，还吐出两只门牙——白人的脸，黑人的脚，血红的口，还有漏风的嘴，既可笑，又恐怖。
下面的人挥着刀陆续冲上来，一场大战看来不可避免。
突然，远处传来警笛声，听起来由远而近，在夜空中尤其刺耳。
“皇气逼来，撇！”又是大痣在发号施令。当即，混混们后队作前队，迅速向楼下冲去，跑得比刚才冲上来的时候要快得多，瞬间吵杂声就消失楼下。
这时，我们才回过神来，查看躺在地上的保家。
保家的伤势比想象中的还要严重，流了很多血，整条裤子都湿漉漉，很可能被捅到大动脉，幸好梁健慈的包扎比较专业，用布条死死地扎住大腿，不让血往下流，并把保家平躺，右腿架在水泥台上，这样保家的血才没有大量流失。但即便是这样，保家还是面色苍白，意识模糊。
大伙正要商量如何把保家送到医院，楼下却响起了一阵脚步声，不一会四个警察就冲了上来，一个还举着枪指向我们：“都别动，举起手来！”
另外几个过来给我们戴上了手铐，还好，伤员和女士免铐。
拿枪的俨然就是干部，边收枪边看了看躺在地上的保家，“这四个给我带走。小赵，你留下，这里有伤员，叫白车，这个女的和伤员交你了。”
“放心吧，王所长。”
我还想说几句，但那个王所长大手一挥，另外几个警察就把大胜、保国、宋安和我四个人往楼梯口推去。
沿着楼梯向下走，一会儿是满地踩扁的绿豆粒，一会儿是满墙满地的白泡沫，一会儿又是一地的煤泥浆，简直像发生过二次大战一样，一片狼籍。
很小心地走到楼下，警察押送我们走出街口，登上台破旧的警车，风驰电掣地离去，还给我们警笛开路的待遇。
到了派出所，我们被关起来，足足两个多小时后，才有警察拉开门，把我们四人逐一带出去问话。
我们都老老实实地把我们从饭店出来后怎样遇到这帮歹徒，怎样逃跑，怎样退到了民居的天台上，最后那帮歹徒又是怎样一哄而散的所有细节都说了，尤其突出的重点是：我们是受害者。
做完笔录，王所长微笑着义正严词地说道：“同志，你们说的我不是不相信，但最重要的是证据，要有证人，你们说的歹徒我们一个也没看到，但是，所有证物都在，那些煤呀绿豆呀，都是人民的私有财产，灭火筒是公有财产，是用来维护公共安全的，现在都让你们给破坏了，你们这样是扰乱社会秩序，知道么？”
“但我们才是受害者呀，差点连命都没了……”
宋安才辩了两句，却被王所长打断了，他有点生气了，“同志，觉悟提高一点行不？都什么时候了？凌晨三点了！我们人民警察还有很多事要干，社会还要我们来维持稳定！”说罢，像努力平息了怒气，他才继续道，“按章程来说，你们是要按扰乱社会秩序，破坏、侵占公私财物来处理的，念你们是初犯，罚个款算了，嗯，加上在医院为你们的朋友垫支的药费，总共一千五百元，快打电话叫家人、朋友来交钱吧，交了钱就可以离开，小张，这里的事情留你来办。我去资料室备备案，没事不要找我。”说完，撇下我们走出门去。
我正要起来留住他论理，那个叫小张的警察一手压在我的胳膊上喊道：“同志，老实点，不要胡来！快想想谁可以帮你们送钱来才是正着，否则就等着蹲大牢吧你。”
想不到“四人帮”一倒，改革开放才刚开始，这里的警察就那么黑，一心只想着创收。一千五百大元呀，不是个小数目，当时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才六七十元。
我们四个面面相觑，大胜说他手头上最多只有五百，再借也借不到千五呀，找老板要问题不大，但他刚去了外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我们另外三个更是一穷二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