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个海——我在上海的生活史
今年是上海开埠百年，《收获》杂志的朋友约我写一篇文章以示纪念。
我曾写过一篇散文《上海是一个海》，但那篇文章写得太简略。
现在我仍想旧戏新唱，讲讲我在上海居住过的一些地方，以及在此生活多年的几个故事，从中未尝不可以折射出一些社会历史的变迁，以资读者朋友参考。
自抗战胜利后，我和妻子任敏辗转来到上海，迄今已有五十多年，而自四十年代后期到五十年代中期，我的十多本创作、翻译及学术著作基本上都是在上海出版的，我也算得上一个老上海了。
在这个城市，我亲历了中国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同时也目睹了上海五十多年的沧桑巨变，而从上海的历史变化中，也可以看到中国近半个世纪历史演变的曲折性和复杂性。
久居上海，我真切地感受到：上海是个“海”。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感受显得愈加深切。
在以前的那篇文章中，我曾经写道：青年时代，我在太原、北平读书时，从当时的出版物看到反映上海都市生活的作品，对其中一些上海特有的名词——如“亭子间”、“老板娘”、“老虎灶”等感到茫然不解，因为我是个北方人，不了解上海的城市生活。
等我来到上海，成了这个城市茫茫人海中的一分子的时候，这些东西也理所当然地进入了我的生活世界。
解放前，我在上海基本住的是亭子间，甚至阁楼，至于弄堂口的老虎灶和烟杂店的老板娘，也成了我经常打交道的对象。
那篇文章没有叙述抗战胜利后，我这个四处闯荡的“流浪汉”之所以选择在上海定居的理由，在这篇文章中，我该向读者朋友做个交代。
这个理由，套句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套话：说来话长。
可是若非从头原原本本说起，则不能见出上海这个城市独特的吸引力以及我的这种选择的必然性。
我们这代知识分子，在五四精神培养下迈入人生道路，生存于中国内忧外患的动荡年代，一方面追求人格独立、社会进步、精神自由的五四理想，另一方面又继承了传统文化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在红色的三十年代，成为被公认为代表进步的左翼主流政治力量的“同路人”，这铸就了我们这代人独特的精神品格。
抗战岁月里，我积极投身于民族救亡运动，同时仍清醒地保持着独立的人格以及精神操守。
抗战胜利后，中国社会很快又处于极度的动荡不安之中。
我不愿意参加任何党派，只想做一个自由的知识分子，以写作为职业。
我觉得上海是个开放自由的现代城市，这里可以为我这样的人提供一个广阔的生活空间，是我理想的去处。
于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的第二天，我从徐州日伪警察局特高科监狱出来后，就和妻子辗转来到上海。
从此，我们像一叶孤舟，飘荡在上海这个“海”中。
此后半个世纪所经历的人生的风风雨雨，都与这个“海”的沧桑变幻息息相关。
我不是个站在岸边，观望潮起潮落、云起云飞，不让海洋的浪花沾湿自己鞋子的旁观者，而总是或主动或被动地处于这种种变化之中。
社会生活海洋的每一次运动，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与人生道路的选择，可是值得骄傲的是：虽然中国社会处在种种激烈的变动之中，我的人生也处于种种剧烈的变化之中，我却没有为种种的运动所裹挟而随之泥沙俱下。
在风云突变之中，我坚守住了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独立自由的人格理想与精神操守，不论是遇到九级的风浪，还是遇到巨大的漩涡，我从没有改变这些初衷。
而我在社会生活中沉浮的后半生，与上海这个城市结下了某种不解之缘：在这个城市里，我既找到了心心相印、相濡以沫的文学上与人生上的挚友，谱写了生命之册上神采飞扬的一页；又被两个敌对的政党分别以相同的“政治犯”的罪名两次投入狱中，度过了人生史上最为屈辱难堪的一段；直到进入老年，我才又返回自己的写作、研究、教学岗位，看着一批批的学生从校园里走入自己的生活，有了自己的事业，在人生的暮年方得到了一种难得的幸福……我后半生的甘与苦，荣与辱，忧与乐，都与上海这个“海”难解难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