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体制改革，为了繁荣我们的文化事业，改善书籍流通供应的渠道，打破新华书店独家经营的过度集中局面，各地陆续开设了不少民营书店，为解决读者买书难的问题，提供了不少方便。我这里记述的有关丸善书店对读者服务的故事，大约还不算明日黄花，值得作为参考。
这里我说的几件事，都是国内亲人或友人托我在丸善买书时的经历或故事。
我的哥哥那时初学德文，写信要我买一本斯托姆的小说《茵梦湖》，作为自学教材之用。我跑到丸善的德文部，说明作者和书名后，店员立即在书架上给我抽出一本厚沉沉的，装潢精美的《茵梦湖》。我接书后，正在掏钱包要付钱时，这个店员对于我这个穿一身黑色大学生制服的学生，忽然发问说：“你买它作什么用？”大约因为这是一本普通的小说，他看我的服装年龄，绝不像个收藏家，所以才这么发问的。我说，是替朋友买的。他又颇感兴趣地问到托我买书的人的德文程度，以及他是否也是个学生，等等。我说，正是，他和我一样，是个学生，他是把这本书当做初学德文的教材用的。他听了哈哈大笑说：“那你犯不着买这么讲究的版本，花钱多，用起来不方便，有一本定价低廉的文库本就满可以了。”说着，他收回原书，去另一个架子上抽出一本用普通纸张印的三十六开的平装文库本，递给我说：“那种版本要十多块钱，这个文库本却只要一角五分就够了，多便宜呀！”我感到站在我身旁的这位服装整洁的店员，好像并不是一个商人，倒像一个相熟的同学或朋友。我向他付了钱，这时他才像个店员似的，向我道了谢，我感到从这本薄薄的小书上涌现出一股暖流，直透心底。……
一次，一个在北平上学的朋友要去法国上学，来信要我代他买一本英文或法文本的世界地图集。我接信后，直奔丸善书店，我向一位店员说明来意后，一转眼之间，他给我搬来一大堆各种不同版本、不同装潢、不同厚薄的世界地图集，要我挑选，英、法文版的都有。他说，如果对这些不满意，他再去拿。我好像在一桌五味杂陈的盛宴前面无从下箸似的，只好请他帮我挑选。这位店员又像上次那位卖德文书的店员似的，问明了使用者的身份和用途以及他的英、法文程度以后，给我挑选了一本价格便宜、体积又比较小的便于携带的法文本世界地图集。我那个朋友收到我给他买的这本地图集以后，来信对我大加赞赏，佩服我的选书本事，我只有从心里感谢这位店员先生的高明了。
上两回事，都发生在一九三六年之间。到了这年年底，我的哥哥贾芝来信要我给他买一本安那托·法朗士的《在白石上》。我接信后，去神田区的安田银行取了些存钱，又搭车到日本桥，进入丸善书店。那是一个落着小雪的日子，店堂里比平常更寂静，到我进入店堂的法文部时，大衣上已是一层白了，学生帽檐上还滴着化雪的水珠。这副样子，当然不是闲逛者或涉猎者了。一群闲着的店员围拢我，不无惊异地问我需要什么。我说要一本法朗士的小说《在白石上》。几个店员连忙分头去书架上找。等不了一会儿，他们纷纷来告诉我说，你来得不巧，这本书脱销了，并一再表示歉意。他们马上又接着说：“你如果急需，请留下住址，我们打电报给巴黎的书店订购，到货后，再通知你来取。”我觉得这么一个大店子，大概不会为一本不值几法郎的书这么费周折，他们不过出于商人的礼貌安慰我罢了，我漫然地写下地址后，悻悻然地离开了这里，随后也就忘却这回事了。
第二年的春季，我陷入了“经济危机”的状态，因为帮助一些穷朋友，我把钱早用光了。家里是按期给我寄钱的，离开这个法定的日子还远，我早已靠典当度日了。那时，我住在淀桥区早稻田大学后门一条叫户冢町的小街上一个二层小公寓里。这是个文化区，这个地区的商业机构，大约也是以住在附近一带的学生为营业对象。除了饭馆、新旧书店、吃茶店、麻将店等等与学生生活有关系的店铺以外，就数当铺（质屋）顶招人注目，它们真是栉比鳞次，一家挨着一家。日本的当铺，当时当期以一周为期，利息率很高，名副其实的高利贷。它们除了受取衣物用品外，书籍、大学文凭也可以入当。到眼下我写这篇文章时为止，我还有好几种旧的外文辞书没有赎回来。这年春天，东京雨雪连绵，我除过早把秋夏西装、大衣以及毛毯、留声机、唱片之类用物依次送入不同字号的质屋外，稍值几文的外文书籍也都挨次地当掉了。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日子，连习惯地在门口日本小饭铺吃一毛五分一顿的“定食”（客饭）也已成为历史的回忆了。我只能用四毛钱买一个长面包，拿回房间里，用小刀切成薄片，烧些开水当汤菜，“节约用粮”地挨日子。好在天寒地冷，雨雪纷飞，不会有朋友来打扰。我坐在房间里一边读书，一边听着肚子叫，又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快感。一天早上，八点钟光景，住在楼下的邻居川口君的妹子，忽然向楼上喊我说，有客人找我。我下了楼，一眼就看见一个披着斗篷雨衣、穿着长筒胶靴的商店小伙计模样的青年站在当门口，身后停一辆摩托车。他看到我下了楼，连忙鞠躬如也地问候，接着把手从斗篷里伸出来，递给我用书皮纸包好的一本书，说：“我是丸善书店的，您先生订的那本书，我现在给您送来了，耽误了您的事，真真对不起！”说完，又是深深的一躬，同时把发票交给我。我茫然地随**开包纸后，看到是法文本的《在白石上》，才恍然想起年前在日本桥丸善总店买这本书的事，竟像一个梦境。发票上的书价是日金五元，大概我先是茫然不解，后来又显得很狼狈惆怅的神态也使站在我身旁的川口君的妹子吃惊了，她兀自站在那里，呆呆地望着我，好像我碰到什么不幸似的，有些不胜其同情的意思。这个川口一家，在这个小公寓楼下开着一家速记传习所，开业授徒，一家四口，只有一个四岁的小男孩，常常爬上楼梯到我房间里找我玩，他很喜欢我台灯脚下那只用金属铸成的牛，上楼就抚摸它，好像它是这个房间里唯一值得怀恋的物事。我和这家芳邻是相敬而又相远，除过碰头时说几句家常话，并没有友谊的来往。只有他这位二十多岁从北海道乡间来的长相茁壮的妹妹，好像排遣寂寞似的，她除了为兄嫂一家操持家务外，也常常喜欢和我东长西短地说些什么。这是一个身材肥胖、性格明朗的善良女性，她常常喜欢帮我做些杂事，如收信传达之类。当时我身无分文，这五块钱的书价如何付，实在是个天大的问题，我既不能开口向日本邻居借钱，又不能对这个冒着雨雪送书的小伙计说什么推托的话。真是情急智生，我猛然记起住在附近的山西同乡，在早稻田大学政经科上学的侯兄，于是我关照这个小伙计等一下，连忙穿了木屐，冒雨跑到侯兄住处。他还没有起床，听到了急促的敲门声，他睡眼蒙眬地给我开了门。他比我年长，我向他说明近日“苦况”和目下的窘状以后，他像是完全清醒了似的大笑起来说：“你怎么早不吭声，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真可笑！”说着，他摸出一张十元的票子给了我，我这才打发走冒雨送书的丸善小伙计，望着他的发出隆隆声音的摩托车的后影，我不禁对这家书店的“言必信”的风格，由衷地感到钦佩。
当时，在早稻田大学前门的商业区还有丸善的一个“出张所”（营业所），更是我每日出外就食或散步时兴许踅进去弯弯的所在。我在日本近二年时间里，从它的日本桥总店和这家“出张所”里买到不少廉价的我所喜爱的书（新版书我一般是买不起的），如马沙克的《俄罗斯精神》、勃兰兑斯的《俄国印象》、尼采的《查拉图斯如此说》（英国印的毛边本）、阿志巴绥夫的《TheBreakingpoint》（《沙宁》续篇）、柯根的《安特列夫研究》、法捷耶夫的《十九个》、高尔基的《日记断片》以及零零碎碎地凑成套的加奈特夫人的英译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集，伊凡·蒲宁的《乡村》、库普林的《雅玛》，等等。我还用廉价从这里买进安特列夫的多幕剧《加特琳娜·伊凡诺维娜》英译本，并把它译成了中文。可惜我这堆心血，太平洋战争发生后，在日军占领香港时都毁于战火，弄得片纸无存了。
我在日本居留的时间里，虽然常常受到日本刑事（政治警察）的干扰，他们就像夏日的苍蝇，总在你身旁嗡嗡不已，使你厌恶，认识到这是一个不自由的国度；但那些邻居男女老少，以及我所接触到的日本知识分子，那些善良的普通日本人民，还有我常常留连忘返的那些新旧书店，却使我感到温暖和慰藉，给我以力量和勇敢。特别是这家丸善书店，更使如今已到了垂暮之年的我，常常带着强烈的感激心情，怀念不已……原载《世界纪实文学》第一辑一九八五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