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作为知识分子，我被迫远离了文化和书籍，身边除掉“请来”的《毛主席语录》以外，还有三卷本的《毛泽东选集》，苏联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两卷本的《列宁选集》等，这些书是我一九五五年被抄家后发还的“剩余物资”，因为是马列主义的经典，不好没收，于是就一直带在我身边。如果在解放前，国民党抄家时找到这些书，肯定会作为犯罪证据。这也是新、旧社会的重大区别之一吧！因为无书可看，我只能反复阅读列宁的《左倾幼稚病》、《灾难年头的办法》等等。这些书给了我思考的材料以及新的启发，而思考使得我获得了新的勇气和力量，所以二十多年的重重苦难并没有压灭我的生命火焰，反而激发出我旺盛的生命活力。不过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并非所有的马列经典都是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反革命分子”可以看的。一次我在阅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时，被监督人员发现，他们说：“反革命分子贾植芳！你胆敢看我们伟大领袖的《论持久战》！你真是贼心不死，想与党和人民打持久战，进行长期的对抗！”阅读毛泽东的著作竟然成了我的新罪行，成了所谓“阶级斗争新动向”，他们立即对我进行了大规模的批斗，我遭到猛烈的拳打脚踢。
1981年10月13日与诸友人在上海龙华医院探望来沪治病的胡风先生
从“干校”回来，我有时可以去市区走走，看到当年繁华的上海如今变得好像荒凉的农村一样。昔日的大小商店，大多变成了民房，偶尔有个商店或合作社，也很早就关了门。货架上的商品只有一种色调，而且还得凭居民的票证来购买。那时候有各种各样的限量供应的票证，诸如粮票、布票、油票以至肥皂票、香烟票等等，甚至还有草纸票。昔日华洋杂处、中外交流频繁的城市，如今连一个外国人的影子都没有，听到的只有“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的革命歌曲，外地人也绝少见到。八十年代以后，我才知道因为实行严格的户口制度，外地人是不准轻易流动到上海的。我想起五十年代末在监狱里看报纸，看到在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时我的一位同事因为说了一句“解放前人是动物，可以跑来跑去；解放以后，我们倒成了植物了，不准动了”，就被打成“右派”，罪名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户籍制度”。因为久被隔离，面对这些“新生事物”，我好像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而一到傍晚，满街的行人，大概是下班回家——他们穿的不是蓝色就是黑色或者黄绿色的衣服，本来色彩丰富的城市被改造成了只有几种单调的颜色，说起来也真是“改天换地”。这些蓝色、黑色或者黄绿色的衣服都是制服，分不清男女，这让我想起自己幼年时在晋南家乡——一个山村时读北朝乐府诗《木兰辞》中的一句诗：“安能辨我是雄雌”。想不到一千多年后，这句诗竟然以这样一种方式变成了现实。男女老少或者行色匆匆地赶路，或者拥挤在车站前等公共汽车。昔日繁华热闹的电影院、大戏院，如今只有样板戏中阿庆嫂或者杨子荣的唱腔飘出，在凄凉的街道上，使人感觉好像走进了深山。七八点以后，街上就一片死寂，偶有行人或远或近的脚步声打破沉寂，接着又复归于一片死寂，不多的几盏灯发出昏黄的灯光……
上海仿佛又回到了开埠以前荒凉的渔港与农田，它不再是一个“海”，而成了一片“死水”，散发出僵死的叹惜……这个僵死了的城市仿佛在做着沉沉噩梦……
一九七八年九月，我结束了长达十几年的被“监督劳动”的生活，回到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料室。我的远在山西家乡做了十八年农民的妻子也终于回到了我的身边。单位给了我们一间房，这才算又有了一个自己的家。一九八年底平反后，我们的居住条件才有了新的改变，恢复到一九五五年我们被捕前的生活环境，也是独门独户。当年被捕时我们都还是三十来岁、风华正茂的青年，经过一浪又一浪的政治风波，我们都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回头看这一生，我发现自己从小就不是循规蹈矩、唯唯诺诺的顺民，进入社会后，又接受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使命感和正义感，追求精神自由和社会进步，所以我的一生历尽坎坷，每当中国社会处于历史性的转变关头，我总是在监牢里（我一生四度入狱，两次都发生在上海，这也是一种缘分吧！）——一九三五年，我在北平参加了“一二·九”爱国运动而被捕入狱，一九三六年出狱后流亡日本，一年多时间后，抗日战争爆发，我弃学回国参加抗战；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翌日我从徐州日伪警察局特高科监狱里走出来；一九四八年十月我在上海从国民党中统局的监狱中出来以后，避祸青岛，不及一年，国民党政府垮台，蒋介石逃到台湾，大陆解放；一九六六年五月，我被判刑后，押回原单位接受“监督改造”，不到一个月，“**”发生；一九七八年我被解除“监督”，一九八年平反，中国步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现在当我颤抖地握着笔写作时，我们夫妇都已八十多岁，步入了人生的暮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