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写作生涯
在我的一生中，跟命运一直进行着残酷而持久的玫瑰战争，争斗的焦点之一，就是我的写作。命运之神站在那儿发过誓，绝不让我有写作机缘，而我却总是在人生道路上任何一个安定的瞬间匆匆忙忙抓起笔来，努力要留下些人生的感触。斗争的结果就是手稿的多次失落。每当暂时的安定过去，随之而来的厄运第一击总是摧毁我的作品。
一九四五年春天，我由驻扎在陕西黄河边的国民党工兵部队（我在这里做日文技术翻译工作）中逃出一条命来，惶惶地暂栖古城西安，准备转道去济南投奔伯父。我整理一遍自己的旧稿，从中选出几篇在当时恶劣形势下尚能问世的小说和散文寄给在重庆的胡风，余下的包藏在一个枯井中。后来几经辗转，早已销尸灭迹了。还有一些信件与手稿交与妻子任敏的一个亲戚保存，那同乡在西安一个钱庄当伙计。解放后回到乡下，一九五五年我出了事，他害怕牵连，把这些东西私下处理掉了。结果这一时期所能留下的作品，就是一本《人生赋》的小说集。
更早的一次，是一九三七年抗战时期，我从日本绕道香港回国参加抗战。在日本读书期间，我写了不少小说、散文与译稿，除了《人的悲哀》发表在胡风编的《工作与学习》丛刊上，后来收入《小说选》；《记忆》发表在《七月》，后来收入了散文集《热力》以外，剩下的文稿都留在香港。那时我们一起回国的留日同学中有一位陈启新，是我在日本大学社会科的同学，是来往较深的朋友，广东新会人，他有亲戚在香港开木器店，我就把带不了的衣物书籍以及文稿都留在那亲戚家。其中有一部据英译本转译的俄国安特列夫的戏剧《卡列尼娜·伊凡诺维娜》的译稿，当时已和商务印书馆约好，准备将稿子寄给他们，收在“世界文学名著译丛”里出版，后因战争爆发，搁浅了。一九四六年我到上海后，开始在胡风编的《希望》杂志上露面，这个杂志由上海的中国文化投资公司出版，陈启新在香港看到《希望》，得知我的下落，给我来了一封信，由中国文化投资公司转的。我接到信后，首先想到经他手寄存在香港万寨木器店楼上的那批稿子和书物，因此托在香港《华商报》工作的陈闲去找陈启新，因为启新的信上没有提他在香港做什么工作。陈闲来信说，找了好几次才找到他，那里门禁很紧。一直到一九八三年我到广州碰到启新才得悉，他当时在香港从事地下斗争。陈闲从启新那里取来我的稿子和一部分外文书，由邮路寄回上海。不料这时我早已经蹲在国民党监狱里了。任敏当时已出狱，寄居在郊区的朋友家里。她收到邮条，去四川北路邮局取回这大包书稿，用新床单包裹，雇人力三轮车拉到胡风家里，她神情恍惚，到了胡风家门口竟径直上楼，把两大包书稿留在车上，待胡风问时才想起，赶快下楼去找，三轮车已无影无踪了。胡风跺脚叹息，说贾植芳还坐在牢里，你们的经济又这么困难，如果有这部稿子，卖几个钱也是救急的办法。许广平先生也在场，她出主意悬赏登报寻找，胡风立即拟稿，托人送到《新民晚报》登出来了，但译稿仍石沉大海，毫无下文。
现在回头想想，老天给我安定写作的时间太少了，而让我遗失稿件的机会又太多。谁能料到一九五五年反胡风运动的风波里，我会再次遭遇劫难，使我在青岛隐居期间留的生命痕迹，除了一本已出版的恩格斯的《住宅问题》译作，一切都荡然无存了！
原载上海《劳动报》一九九二年七月九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