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篇小说
说起我的第一篇小说，我就得从记忆中回过头，想到我少年时在省城太原上成成中学的时代和那里给我的文学和思想教育，或者说，我对文学开始觉醒时候的生活。我十四岁时从家乡山西汾城县（现名襄汾县）的山村跟哥哥贾芝到太原上中学，并一块儿考上了成成中学。这个学校是一个私立学校，由校长到教师都是北京师大出身的山西学生。她以学风艰苦朴实、对学生在学习上要求严格著称。我生在晋南山区，乍一到这里听课，因为任课教师大半是晋西或晋北人，我实在听不懂他们讲些什么。我因年小，长得又矮小，坐在教室第一排的第一个课桌上。同桌是一个石姓同学（他叫石炳炎），似乎比我大些。他是河北人，父亲在阎锡山的晋绥军中当连长。他生在城市，见识自然比我广，也乐于助人，对我很关心，我也从他口里学习普通话。他是走读生，每天来上学时，书包里都带着石印本的旧小说，如《彭公案》之类，我因为听不懂老师在课堂上的讲课，就似懂非懂地在课桌下看他好意借给我的石印本小说，以致向他借小说看，成了一个习惯，他每天来上学都给我换新书。这些书大概是他父亲的读物，因为都是些公案和武侠小说。但我从这些书里渐渐读出味道，把看小说当做生活中的重要课程，以致不断要求哥哥给我买上海出版的铅印本的旧小说，如《水浒》、《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等等，凡是能弄到手的，我都如饥似渴地看，并且动笔学着写。大约是初中二年级下半年时，我竟写了篇以我们村里一家富商的家庭生活为题材的章回体小说《古堡笳声》。一九三二年我离开太原去北平前，把稿子投到《山西日报》。编辑部也郑重其事地给我回了信，我第一次在文字上被人称为“先生”，他们表示考虑刊用。但随即我就走了，没有了下文，或者说，我不知道它的下文，因为打这以后我只路过太原一次，并未在太原停留过，也没有和那里有过联系。
我在初中三年级时，学校的教学面目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由北师大新回来了一些年轻的教师讲课。他们是革命者，也在这里播下了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学的火种。我的眼界被打开了，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十六年以后，才真正地睁开了眼睛，认真地看这个我所生活着的世界。因为我在努力阅读新文学作品的同时，开始接触马列主义的社会科学启蒙著作，以及国外文学作品，真正从“话说”、“且听下回分解”的旧文学世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文学天地。这样，我又开始试写新文学体式的作品——诗歌、诗剧、小说，给自己起了个“冷魂”的笔名，并且开始在太原的报纸上投稿。所以我的第一篇小说应该是登在一九三一年《太原晚报》上的《一个兵的日记》。它是用第一人称的日记体写的，写的是阎锡山旧式军队生活的野蛮和腐败，初次表现了我对现实生活秩序的不满和抗议，对它的告发。我自然没有这种生活体验。在“九一八”事变后，学校掀起了抗日救国的怒潮，学校请来了阎锡山军队的一些中下级军官来校给学生上军事训练。这些家伙不仅说话粗鲁，而且作风暴躁，在军事操练时，动不动就挥拳打人，用脚踢人。我们本来出于爱国抗日的热忱，自动参加军事训练，还没有走上抗日前线的疆场，却先挨这些军阀手下的小军官的拳头，这些家伙完全不把人当人看，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这大约就是我写这篇小说时的一些感性认识和体会。但更主要的是，我同座那个出身军人家庭的石姓同学给我日常谈的那些军队生活知识和情况，对我的感触。如前所述，他的父亲是阎锡山晋绥军的一个连长，正是给我们上军事课的那些军官的同僚。这篇小说大约有二千字左右，记得连载了几天，也因为这是一张对开的小报，报屁股的地盘本来就不大。但是这些习作的发表却对我的文学写作兴趣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同时，也从这时起，我开始认识到文学是一种改造社会、改善人生的武器。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观点，在我的头脑里开始了新的发展。
一九三二年初中毕业后，我又随哥哥到了北平，考入美国人办的教会中学学习高中课程。我在这里学习了两年半，终以“思想不良”受到刁难而被革出校门。我进这个学校以后，就接触到校内以及校外的革命力量，参加了一些有组织的学习和社会活动，开始更广泛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和革命文学作品，尤其是俄国和苏联的作品，同时在这些学习中，继续学习着写作。一九三四年我在天津《大公报》上用“鲁索”的笔名发表了小说《像片》，应该说，这也算是一篇以社会现实为题材的小说。我并没有这种生活体验，记得当时读鲁迅先生批评梁实秋的文章，梁说出身下层的人们，只要安分守己，努力往上爬，也可以出人头地。这是一种反对青年参加革命和社会活动的反动说教。我为了批判这种理论，写了这篇小说，意思是说明，在那个金钱是统治力量的社会里，穷苦青少年要得到受教育上进的机会简直比骆驼穿过针孔还难，不能在这上面发生不切实际的幻想；同时，也嘲笑了那种一心想使自己儿子成龙而向上爬，以便改换门庭的小生产者的自私和愚蠢的习惯势力，他们的思想认识活动，还不脱旧统治阶级的思想范畴。这倒是一篇主题先行的作品，但我那种热情却是真挚的；文章那种简而短的句法构造颇受当时在文坛上受人注目的张天翼的文风影响。
这篇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作品，前年才由我的研究生孙乃修从北京图书馆里找到并复制回来。记得就在同年，我还以在教会学校生活的亲身感受写了一篇题名《米》的小说，在北平的《京报》文艺周刊《飞鸿》上连载了两期。写的是帝国主义分子披着宗教慈善的外衣，在冬季天寒地冻的时期，以发放救济米为诱饵愚弄城市贫民而遭到反抗和失败的故事。可惜目前还找不到这份报纸。编者出题要我写《我的第一篇小说》的文章，我就以找到的《像片》来应命，把它算是我的头一篇小说，因为从这个时期起，我由原先朦胧地以文学为改造人生和社会的思想，渐次具体而清晰地发展起来的文学为人民革命事业服务的思想，日趋坚实地指引了我以后的文学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