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玄依然是隔三差五邀我赴宴，并刻意把自己的亲信和朝中的要员介绍给我。

有一次，桓玄还把我召入内殿跟我促膝而谈。

“稚远对爱卿赞赏有加啊。”桓玄突然提到王谧。

“王公其实对臣有大恩。”我回答说。

“哦？何出此言？”

于是我对桓玄讲叙了当年王谧救我于刁逵凌辱的事。

桓玄听了感慨说：“原来你与王、刁二人都是故人。哈哈。”桓玄有意把“故人”两个字加上强调的语气。

如今王谧这个对我有恩、刁逵这个对我有仇的两个人却都成了桓玄的心腹。

“确实如此。”

桓玄接着说：“稚远果然乃宰相才，竟然能识德舆于草莽间。较之萧何亦有过之而无不及。看来朕今后需要多多重用他。”

我听了这话，附和说：“王司徒的确是大才。”

桓玄转了个话题问：“爱卿乳名寄奴？”

我回答说：“是。臣幼年丧母，父亲无法养育。之后曾寄居人下。”

桓玄叹了一口气，说：“英雄者，身受磨砺，方可能大事。韩信当年亦曾受**之辱。爱卿便如韩信一般，祖上为君侯，然而却出身贫寒。我看刘裕刘德舆便是我朝之韩信啊。”

“臣不敢当。”我说出这番话时，心里却在想：在桓玄看来，我到底是攻城野战助汉高祖逐鹿中原之楚王韩信，还是上不见天日下不见黄泉被吕后诛杀之淮阴侯韩信呢？也许兼而有之，成则为王，败则为寇。

“唉”桓玄接着说，“岂止爱卿。连朕年轻时也曾受辱于人。”

于是桓玄便对我讲了一件我曾听人说过的故事。

桓玄的父亲前大司马桓温虽然权倾朝野，但是因为久有异志，而使得朝中君臣都认为桓温有不臣之心。桓温去世后，他的子侄都被剥夺了实权。桓玄最后被任命为一郡的太守，为此郁郁不得志。曾感叹说：“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于是挂印而去。

有一次，他到会稽王府中赴宴。司马道子借着酒劲训斥桓玄说：“听闻尔父桓温当年意欲谋反？”

桓玄吓得当即伏倒于地不敢起来。司马道子不顾宾客环伺，依然当众羞辱他。身为名门望族的桓玄在觥筹交错之际受到这样的斥责，实为大辱。不仅辱及自己，而且还辱及地下的先人。然而，慑于司马道子的权势，桓玄唯唯诺诺而不敢言语。

桓玄谈及这件旧事，对我说：“出身名门何足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朕虽有先人留下之基石，但若自甘沉沦，也不过如这建康城中的寻常高官富户之子弟一般，只懂饮酒清谈而已。司马道子便是一例。

出身贫寒何足惜？想尔先祖斩白蛇起义，击败项羽而成就千古功业。实令人击节而叹。汉之末年，名门之曹操、士人之孙坚、寒门之刘备，均得以建不朽之功，成鼎足之势。名门、寒门有何不同？所谓，成或败，在人，亦在天，不在出身。”

“陛下所见甚高！臣受教了。”

“爱卿不必如他们那般说话。朕有所见不到之处，尽管明言。”

“臣不敢。”

“爱卿行事，朕早有所闻。朕对爱卿欣赏有加，然而朝中并非人人对你均抱好意。那些人久居高位，早已不知如何治国，早已不知当年的抱负，只知每日纵酒高歌，尸位素餐而已。爱卿这等出身之人，与彼等同朝而列，自然有许多不便明言之话。这些，我无不尽知。”

“陛下明鉴。得遇明君，实乃臣之大幸。”

“哈哈。不论如何，爱卿且不必理会彼等。有些人，朕迟早会动一动的。”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于情于景听起来倒似乎的确是桓玄的心里话。我不动声色地听他接着往下讲。

“太上皇在世时，曾于蜀地见过一位老者，岁已百年有余。老者声称曾于诸葛武侯帐下任小吏。太上皇便问诸葛亮有何过人处。老者说‘无甚过人之处’。良久，老者又说‘凡事但求妥当。此无人能及’。太上皇谈及此事，对我说，凡成大事者，即便无过人之处，倘凡事小心谨慎则必然有利于事。德舆以为如何？”

我听了这话，心里想：这桓玄一贯认为自己文武全才，有过人之处。而他篡权之后的所作所为，却是察微纠细，又力图表现出仔细谨慎的样子，看来与这个所谓的“太上皇”桓温的教导不无关系。

于是我圆滑地说：“若是常人，二者得其一便已是莫大之利。若是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须得二者具全方可。”我故意顿了顿，一方面观察桓玄的反应，另一方面为下一句话做铺垫。

桓玄拈着胡子，并没有说什么。

于是我把下面的那句说出来了：“譬如陛下。兼有文武之才者，当世能有几人？即便有三、四人有如此之才，又有何人能如陛下一般明察秋毫，将万事料理得妥当？诸葛武侯仅凭此便得人臣之位，陛下天子之份，万非武侯所能及。”

听了我说的话，桓玄眉头往上挑一挑，微微笑了笑，说：“爱卿之言听来贴切。早听闻爱卿乃一猛将，未料到谈吐亦为不凡。”

“陛下过奖了。臣刘裕幼时家贫，读书甚少，见识亦不多。自入军并升为军官后，恐为下属所轻视，不得不读了几本古人之兵书，习得些古人之言辞。与群臣比，已是粗鄙不堪。在陛下面前，更是诚惶诚恐，难以自安，唯恐有辱圣听。但求陛下不见怪，已是万幸。”

“哪里哪里。朝中那些大多为清谈客耳。虽冠冕堂皇而言之无物。不若与爱卿相谈，尚能一尽衷情。”

尽管传闻中有许多夸张之处，但是与桓玄相处久了，倒却令人或多或少地油然而生一种敬佩之情。

桓玄才智过于常人，他思维敏捷、擅于引经据典地高谈阔论。即便是清谈客们在桓玄面前也颇感气短。也正因为此，桓玄初入建康城时尽管做了许多不义之事，但是却拉拢了不少气味相投的士人。

他出身士族，却是成长于军门，所以又常能与大字不识的军将们一同饮酒、斗拳、摴蒲，博得了他们的认同。跟我谈话时，他就尽量挑选一些我熟悉的字眼，而不去炫耀他的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仿佛他就是坊间的一个读过几本书的酒徒、或是落魄的士子。

桓玄尽管脾气不佳，经常斥责别人，但又常能在事后给予宽慰。令人在诚惶诚恐之后，又感到莫大的欣慰与荣幸。他身边的人，除了殷仲文以外，个个都曾被他骂过。不过，恰恰正是这些人对他忠心不二。

这样的一个人物，是不可能做不成大事的。以这样的人才，原本可以出将入相，为天下太平、黎民苍生做出一番事业，然而他却借自己的名声与势力将皇帝赶下龙座，自己取了天下。可叹而可恨。

桓玄最初治理政朝，颇让人有一些幸遇上古明主的错觉。他一改吏治，严惩了许多贪官，矫正了官场的陋习，令民众拍手称快。但是不久之后，事情就出现了变化。

初入建康城的“约法三章”变成了“约法三十章”，不久，又成了“约法三百章”。而法与法之间不乏矛盾之处。据称，这些法令都是桓玄亲自主持拟定并修改的。他以战国的法家为本，强调依法立国，却没有考虑到时下的局势是不能承受厉法的。

从荆楚到建康的桓玄嫡系军队最初还守着军纪，久而久之，军官们以开国元勋自居，日益骄纵起来，而士兵们则更是无法无天，在建康城中横冲直撞，四处扰民。军官们有看不过去的，弹压过几次，但是毫无效果。执事的京官们虽然知道荆州兵乱纪的事，也不敢据实上报，最后轻描淡写一番、胡乱处理了了事。

桓玄深知这些人出生入死随自己打天下，吃过许多年的苦。现在坐镇天下了，也该还他们些高官实禄。尽管他也听闻一些实情，但也并未真正去惩治。只把几个杀人劫财者处死了息事宁人。

也曾有几个言官上书桓玄，密奏民间疾苦。却因为用辞不当的缘故，被罢了职。所谓的“用辞不当”，是从宫中传出的说法，至于实情如何，外间就不得而知了。就此事我曾询问过王谧。王谧也摇摇头，说：“此人，岂非王莽哉。”

王莽在西汉末年为朝廷所倚重，被称为社稷之臣，皇室将振兴高祖之世、文景之治、汉武之威的希望寄托在了这位中兴名臣的身上。最初王莽倒是兢兢业业，师法上古名臣治国。久而久之，王莽萌生师法上古明君之意，逼着皇帝把皇位也禅让给自己。

当了皇帝之后，王莽一心要重振三皇五帝之治，于是励精图治，大刀阔斧将当时的政、民、军等按古法改革。岂料一则触动了贵族的利益，二则导致民众的怨言，最终激起绿林人士起义。王莽复古之政，不过数年便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