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立即赶往武警营房，查阅当天的值班记录，很快找到了当晚在门卫岗楼上值班的战士张小河。
根据他清晰的回忆，初步确定那个神秘的窃听者是一个戴毡帽穿暗黄色外套体态较胖的中年男子。
林洋洋兴奋地急问：“你认识他吗？或者，你是否在监狱里看到过他？”
张小河说：“距离太远，灯光较暗，看不清。”
袁世民问：“他的身影你觉得熟不熟悉？”
“不熟悉，假如他是我们中队的，也许我能认出来……不过，他当时穿的外套，我倒见过，监狱里有几个领导穿过。”
鲁再国惊讶地说：“监狱的领导穿过？”
“对，你也好象穿过。”
“是不是暗黄色带格子的那种？”
“应该是吧，如果你拿过来，我应该还能辩认。”
十几分钟后，鲁再国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手里拿着一件外套。张小河立即说：“对，就是这种外套。”
袁世民问：“老鲁，你们监狱里有这种外套的人多吗？”
“前年，这种衣服刚流行，我们监狱给每个处级干部都买了一件，七个党委成员和六个助理调研员都发了。”
“六个助理调研员？这么多！除了这13个人之处，还有没有别的人自己买了这种外套？”
“可能有几件，但颜色不尽相同。”
潘文海问：“那么，在有这种外套的人里面，谁喜欢戴毡帽？”
“只有两个人。”
林洋洋兴奋地问：“谁？”
“助理调研员陆康和辞了职的邓拓；他们两人都有些秃顶，经常带这种帽子。”
潘文海问：“他们会不会开车？有面包车吗？以前是干什么的？”
“他们都是老公安，会开车；陆康有一辆五菱面包车，颜色好象也是蓝色的。他们以前都是监狱级领导，陆康由于年龄和其他的原因，已退居二线，担任助理调研员；邓拓则辞了职，现在不是监狱警察了。”
林洋洋问：“他到哪里去了？”
“他辞职后在香港呆了一段时间，现在又回来了，经常到这里找一些老干警搓麻将。”
袁世民两眼发光，急问：“在香港？！干什么？”
“他具体干什么我不太清楚，可能是做生意，也可能是帮他在香港工作的儿子带孩子吧。”
林洋洋问：“他们退了，有什么怨言吗？邓拓已经是处级了，为什么还要下海？”
鲁再国吐了一口浓烟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一时半会说不清。
潘文海问：“他们当副监狱长的时候，各自分管什么？”
“邓拓分管改造这一块，陆康分管基建后勤。”
袁世民隐约感觉到了其中的奥妙之处，茬开话题问：“陈科长今天在上班吗？”
鲁再国显得轻松些：“他已经退居二线了，应该没有来，我先打个电话问一问。”他将电话拔通后没说几句，将手机递给袁世民。
陈科长在电话里进一步印证了张小河的话：在那辆没有牌照的淡蓝色面包车里，确有一个穿外套戴毡帽的男子，神秘兮兮地躲在车里，看到他来了后，立即把头埋下去。他当时以为是有人在里面偷情，没有盘问，看一下就走了。警报器响了之后，他认为那辆面包车有可能是接应逃犯的，为此狱侦科曾经花了一定的力气去寻找，直到后来发现叶马死在下水道里，他们才放弃了这种努力。
徐杰兴奋地跑进来，责怪他们不找他这个向导。
袁世民说正想找他，但在办公室找不到他的踪影，是不是美女到了手，就没有热情了。
徐杰连说冤枉，他一般是在监房内上班，不知不为过。他看到办公桌上的外套，奇怪地问鲁再国，大热天拿这件外套出来干什么。林洋洋示意他不要多问。
一行人出了武警营房，袁世民谢绝了鲁再国的陪同，特意要徐杰陪他们进监房，做进一步的了解。
“邓拓和陆康当副监狱长时是不是很有实权？”袁世民等鲁再国一走，即问徐杰。
徐杰说：“那当然，邓拓在公安局里当过什么长，在这里则当了好几年的一把手，据说很有权威的。”
“他是不是很独裁，权力欲望很强？”
“我对他不是很了解，应该是这样吧。”
潘文海问：“那个陆康呢？他好不好揽权？”
“对他我也不太清楚，和邓拓应该差不多吧。”
袁世民问：“他们住哪里？是不是在监狱的家属区？”
“可能是他们觉得没面子吧，把家属区的集资房都卖了，住在市内；具体在哪个地方，我也搞不清。”
他们来到六监区三楼的值班室。让他们惊喜的是，办公桌还是以前的，下面的电胶布粘痕依然很明显。经过仔细测量，发现这个窃听器相对而言，确实庞大无比，长为10.6厘米，宽为6.3厘米，另外在距方形粘痕15厘米远的地方，还有一个令人费解的粘痕。
这里曾经杀了两个人，刑警支队勘察过，但没有发现这个如此异常的痕迹，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遗憾的纰漏，当时参与了勘察的袁世民和林洋洋连连自责。
潘文海打断他们两人自责的话，说：“这么大的东西算什么窃听器！可能是一个采访机吧，看尺寸，正好差不多，这个小粘痕应该是粘合外置小话筒留下的。”
袁世民说：“采访机的录音时间最长不过两小时，一盒录音带走完后，录音键一般会自动跳起来，容易被发现，且采访机都有灵敏度较高的内置话筒，另装一个外置话筒纯是多此一举，我看不象。”
林洋洋说：“我估计，很可能是一个无线话筒的发射器，较远处的粘痕，应该是一个外置小话筒。”
袁世民同意这种看法：“对，我看就是一个无线话筒！这个地方距离大墙外那辆面包车的停靠点不到三十米，且间隔只有一堵砖墙，功率较大的话筒完全可以将信号发射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