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半年又晃过去了。
或许是正应了那句“没有不透风的墙”的老话，做事极为谨慎作案手段又非常专业的徐杰，还是落下了致命的破绽，只是这种破绽不是留在作案的过程中，而是在值得赞许的慈善活动里。
一对来自北方某个小县城满怀感激之情的母女，完全违背了她们自己的初衷，首先撕开了徐杰神秘的面纱，使他的厄运终于降临，出乎意料地打破了令袁世民他们无比沮丧的僵局。
小女孩名叫白小清，今年十四岁，父亲早亡，与她母亲相依为命。
她们的日子清苦，却也幸福，只是这种幸福一年前被小清的白血病尽扫无余。顽强的母亲决定竭尽全力挽救自己独生女儿的生命，准备为她的爱女做骨髓移植手术，为此通过亲朋好友和媒体四处求助，寻找合适的骨髓捐献者，筹积资金。
不久，与白小清相匹配的捐献者非常幸运地找到了，但巨款的手术费却差了一大截。
正当她们愁眉不展时，一个女孩给白母打来电话，自称是一个警察的女儿，在杂志上看到白小清的遭遇后，非常同情，说服了她父亲，愿意为她们捐款四十万，解决她们的手术费用，剩下的可以做为白小清的学费和生活费，但她对她们的真实性有些怀疑，希望她们提供当地各级政府和医院诊断的证明。
白母喜出望外，表示完全理解捐款者的疑虑和担心，但问及女孩的地址和姓名时，她却说真正想做好事的人都不会张扬，不愿透露真实情况，要白母将这那些证明材料准备好后，带着她女儿到一个网站的聊天室里见面，通过视频鉴别真伪。
白母将信将疑，犹豫中按那女孩说的做了。没想到，几天后她们真的收到了一张农业银行的存折，上面确有四十万，随后那女孩打电话说出了密码，她们顺利地获得了这笔巨款，为小清成功地做了骨髓移植手术。
由于她们另外还获得了几万的捐款，付清所有的费用后，还剩下十几万，她们觉得只要治好了病就行，以后的生活费用还是应该由她们自己来赚取，决定将剩下的这笔我归还给那个女孩。于是，她们根据电话的区域来到了红山市公安局，希望能在这里找到那对父女。
袁世民得知这一情况后，兴奋不已，当即把这对母女带到蒋伟平的办公室里，单独询问，以免走漏消息。
蒋伟平也喜出望外，迫切地问她们是否在网上的视频里见到了那个女孩，是否还记得那个女孩所使用的号码，寄折存的信件是否还在。
白母三十六七的样子，外表仍残留着一点憔悴忧郁的痕迹，但大劫过后的喜悦，是她脸上的主色调。
她饱含深情地说：“这个女孩虽有些神秘，但她很有修养，称我为阿姨，一个劲地安慰我，始终不讲她的姓名和地址，也不让我们在网上见到她的形象。得知我们成功地取到了第一次钱后，再也没有与我们联系过，我们打她的电话，一直是关机。听那女孩的声音，有些嘶哑，顶多不过十四岁，真没想到竟有这种高尚的情操。他们不求名，不求回报，但我们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因此她的电话号码我至今仍记得清清楚楚，寄存折的信封我也一直小心地珍藏着，希望能够尽快找到这对好心的父女，表示我们的感激之情。”白母说着从上衣的内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牛皮纸信封，将一个手机号码边念边写地展露在信封上。
袁世民拿过信封，一眼看出这是本地的一个神州行号码，心里虽然早料如此，但情绪仍然不可逆转地急聚下沉。他用自已的手机拔过去，自然是关机。他问：“您刚才说，那个女孩的声音有些嘶哑，您能不能仔细地描述一下这种声音的特点，或许我们能帮你很快找到那个人。”
白母从包里拿出一个袖珍录放机，说：“那女孩的声音至今我仍记得，有些嘶哑，但对于我们来说，却非常悦耳，要我描述很难，还是让你们来听一听吧。”
蒋伟平惊喜地问：“你们录下来了？！”
“我女儿心细，说既然她不肯说出地址和姓名，就把她的声音录下来，好以后辩认，特地从我姐那里借了一台可以录音的电话机，清晰地录下了她的声音。你们听一听。”
听完这段只有两三分钟的录音后，蒋伟平与袁世民相视一笑，长吁了一口气，立即将录音带送到技术大队鉴定。
几分钟后，结果按着他们的愿望出来了——经过技术处理，那个女孩的声音变成一个男中音，清清楚楚地便是徐杰的了。
蒋伟平说：“走，立即去检察院，马上拘捕徐杰！”
“要不要报告给……”袁世民轻声说。
蒋伟平知道他的意思，在走廊上低声说：“等抓到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