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驱车来到市郊一片五彩缤纷的田野里，开阔的空间和清新的空气让他们的精神为之振奋。
蒋伟平说：“很久没有来过这样的地方了，真爽——这里应该没有窃听器了，说吧，那个人是谁？”
“蒋局，我事先声明一下，我对哪个人都没有成见，只是站在一个普通办案刑警的立场上，从客观的角度谈我的看法。“
“你跟我这么多年，应该相信我的为人，不管你怀疑谁，包括我在内，你只管说就是了，我绝对保密。”
“那好，我大胆地说了。不知您注意到了没有，在聂建森被抓的前前后后，陈书记对侦查方向的指示发生了三次巨大的变化，每次可以说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当我们开始怀疑聂建森时，他明确地表态，虽然聂是他的战友，但他绝不偏袒，我们可以放心地查，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但当他们在看守所单独见了一次面后，陈书记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改变，明显地偏袒聂建森，阻挠我们进一步调查他的强奸和杀人行为。后来当我们获得了聂的强奸和杀人证据后，陈书记的态度悄悄地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指示公检法三部门快速处理此案，使聂建森以最快的速度被押上了刑场。之后他明确地指示真正的始作俑者不是邓拓，应该另有其人，要我们尽快查处，但我们对徐杰采取全面的侦查措施后，他却置许多疑点不顾，武断地下结论说真正的始作者就是邓拓，不是其他人，要求我们尽快结案，言下之意是停止对徐杰的调查。聂建森和徐杰都有使用窃听器的条件和嫌疑，而陈书记也是执掌要权的人物，住红山宾馆套间的机会很多，被窃听窃拍的可能性很大。根据这些情况综合分析，我估计，他很可能被聂建森和徐杰用间谍器材抓到了什么把柄，不得不听从他们的指挥，多次做出非常荒唐的指示。”
蒋伟平倒背着双手在田埂上来回踱着，不时地点头，最后赞赏地说：“小袁，你分析得很中肯也很全面！做为一个主办‘1.09’系列案件的负责人，陈书记这些非常明显确实很荒唐的反常表现，不可能不引起我的关注。事实上，很多同志都注意到了，有些还私下里对我暗示过，初出毛庐的孙中兴更是明确地说出了他的怀疑，可那时的案情扑朔迷离，我在表面上只能予以反驳，以免遭到更多的干扰，但现在的情形大不一样了。多方面的事实表明，徐杰几乎百分之百就是那个闹翻了天的慕后高手，我们不能不对他采取进一步的侦查措施，包括刑事拘留等，这必然迫使他再一次要挟陈书记，阻挠我们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要获取徐杰的犯罪证据，又要巧妙地与陈书记周旋，将面临巨大的困难。为了稳妥起见，我们还得请省厅帮忙，只要发现了徐杰的丁点证据，先由省厅把他抓起来，关到外地一个秘密地点，获取他所掌握的隐私资料后，再回过头解读那个可以操纵陈书记的把柄，那时我们将会由被动变为主动。你觉得这个方案怎么样？还有没有别的顾虑？”
“蒋局，您的想法和我的完全一样，我完全赞同这个方案。至于顾虑，对陈书记倒没有，只要我们几个人秘密地进行，不怕他，但我担心的是，我们恐怕会一时甚至长期性地找不到徐杰的半点证据，久拖不决，出现非常不利的局面。”
“对，这个可能性是有，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不管他策划得多么周密作案时多么谨慎，总有可以突破之处的。”
“根据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来看，从窃听器材电话记录银行里的存取记录，很难找到他的犯罪证据，比较切实可行的，是从他的经济来源入手。他购买小车的钱和给林洋洋整容的费用，加起来有五十多万，如果这五十多万他无法说明来源，我们可以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来拘他，但问题是，这一罪名中‘巨额’的底线是三十万，假如他能说明二十多万的来源，我们拿他没办法。那台车比较新，出手至少可以换得十二万左右，用这笔钱冲抵整容的费用，只剩下十来万，而他家及岳家的条件不是很差，凑上八万十万不是难事，追究他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比较困难，所以我们还必须挖掘新的证据。”
“如果徐杰那台车果真还没有出售，那他肯定还有一个不为林洋洋和其他任何人所知晓的秘密据点，只要我们找到了这个据点，我相信不但能找到那辆车，还有可能找到其他一些有用的东西。这个地点在本市的可能性比较大，你们几个骨干可以以调查盗车案为由，到几个出租房集中的地方秘密地查一查。”
袁世民潘文海孙中兴等几人分头行动，悄悄地在几个可疑的地方打听，尤其是那些特别偏僻或者长期关门的门面。
两天后，这个小小的南方都市几乎都找遍了，也没有发现推测中的那个秘密据点，相反，他们的秘密行动却很快被陈东方察觉，将他们三人召去，臭骂了一顿，严厉地指出他们这种未立案就私自侦查是一种典型的侵犯公民权利的非法活动，同时指出，对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案件，应由检察院来侦查，公安局无权插手，他们擅自调查这种案件，更是错上加错，呵令他们立即停止这种活动，并写出书面检讨。
无奈，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他们只好中止秘密的调查，闭门思过。侦查工作陷入了意料中的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