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洋洋与潘文海一样，对于谁是真正的凶手，其实都没有多大的把握。潘文海主要是凭直觉和某些细节来大胆地推测，以表明他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尽可能地展露自己的业务水平，而林洋洋则主要是为了灭他的威信表示对他的怨愤和蔑视，随便找了一点说得过去的理由，与她的顶头上司故意抬杠的。
其他人知道他们之间的过节，也没有别的理由支持自己初步的判断，都微笑着不参与他们有些空泛的辩论。
短暂的一阵沉默后，蒋伟平问孙中兴和周小贝：“你们有没有充分的把握确定，今天早上没有可疑人背那个长袋子上去？”
孙中兴粗着脖子说：“我可以发誓，今天我们早上赶到那里时，他们办公楼的大门还没有打开；从我们进办公楼到事发时不到三十分钟的时间里，我们两人绝对都没有离开楼梯口，完全有绝对的把握说这段时间里没有人背那个枪袋上去。”
秦长江问：“那你们在这个时间段里，有没有发现那个戴大口罩的男子上了楼？”
孙中兴一脸茫然，周小贝说：“我看到了，总共有三人戴口罩穿白大褂上楼，但另两个人很瘦小，且口罩比较小，那个戴大口罩的男子比较高大，我对他的印象比较深。”
袁世民说：“如果真是这样，那只有一种可能，即他是昨晚或今天凌晨偷偷上楼，预先把枪藏在上面，然后再装扮成医生上去，以利于事发后逃逸。他射击的地点在一间杂房里，正好适合藏匿作案工具。当然，如果凶手是妇幼保健医院内部的职工，他可以更提前藏匿，但这种可能性应该很小。”
陈东方问：“那间杂房的锁有撬动的痕迹吗？”
林洋洋说：“杂房的暗锁和一楼大门的挂锁均有万能钥匙套开的痕迹，而在肖光辉第一次遇袭时的现场，即监狱的总值班室也发现了这种痕迹，因此可以初步断定的这两次谋杀活动是同一人所为。”
一个副局长问：“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你们调查得怎么样？”
袁世民说：“案发前进了那幢楼的，总共有35人，我们都一一调查了。里面无一人与肖光辉及汪振东聂建森认识，也没有谁拥有这种五连发猎枪，基本上都可初步排除。另外，据五个医护人员反映，他们发现一名高大的医生戴着大口罩和帽子，在办公楼里也不取下来，觉得有点好笑，但由于认不出是谁，没哪个人去和他打招呼。这一情况表明，在这幢楼里的人很少有医生这么穿戴，进一步证实了孙中兴和周小贝的陈述与推断。汪振东和聂建森的外形都比较高大，与这个可疑人的体形特征基本吻合，他们的嫌疑进一步增加了。”
潘文海试着分析：“假如汪振东和聂建森两人中确有一人是凶犯，那他们做为非常谨慎的高智商犯，不可能把任何犯罪证据放在家里，如窃听器毒药等，要么已经扔了或毁了，要么是放在另外一个地方，如一间偏僻的出租屋里，所以，我建议立即给他们上手段，实施全天候的监视，以尽快找到他们的犯罪证据。”
林洋洋立即与潘文海唱对台戏：“根据我们已掌握的情况来看，刘黄光和肖光辉都是因为掌握了某个监狱领导的隐私才招来杀身之祸。现在他们都已死亡，这些资料也无人知晓，这意味着那个领导杀人的目的已经达到，没有必要再去冒着巨大的风险去杀人，因此也没有必要再去动用那些杀人武器。我们对他们都进行监视，将不会有任何积极意义，相反，由于我们至少要错误地监视一个无辜的政法领导，将会对我们产生许多不利的后果。”
“假如另外还有一人甚至多人掌握了那个领导的隐私，那他肯定还会杀人，我们能坐失良机不管吗？”
“对两个公民采取监视的措施，不能仅仅依据假设或可能的事实。有没有另外的人掌握那些隐私资料，会不会有其他人再对那个领导进行敲诈，要过多长时间才敲诈，目前都是个未知数。如果我们现在就采取全天候的监视措施，无论从保护公民的隐私权还是从警力和可行性来看，都是欠妥的。更何况，汪振东和聂建森都干过刑侦工作，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再加上我们已经打草惊蛇，对他们进行全天候的监视，很容易被他们发现，这对我们的侦查工作又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潘文海还想再反驳，蒋伟平看一下表，觉得不早了，不想让他们再争下去，说：“你们两人都有一定的道理。假如我们对这两个老公安采取传统的蹲守跟踪的办法，他们两人已被惊动，肯定会轻而易举地发现我们的行动，而我们对他们怀疑的主要依据，仅仅是一些隔靴骚痒的间接证据，如果他们真往上面告，我们必然会陷于被动。”
“但是，我们谁也不敢保证没有其他人掌握了那个领导的隐私，如果有，那个杀手知道后必然会再次出动，这对我们既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又是一个绝好的良机，我们不能白白地坐失良机。我看这样，暂时采取技侦手段，长期地监视他们两人的所有通讯活动，只要有异常情况，我们立即采取全面的行动，争取把那个掌握隐私的人和那个领导一起抓获。陈书记，你看怎么样？”
陈东方点点头：“这个办法可进可退，安全稳妥，很好。另外，对于遗留在现场的猎枪、瞄准镜、消音器、布袋和消毒液，我们决不能放过，争取能通过这些物证进一步确定嫌疑人，找到直接证据。至于具体怎么分工，老蒋，你定一下，我先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