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生和陪护人员的精心照料下，林洋洋的伤口没有出现发炎的可怕迹象，向好的方向快速发展。
然而这个过程是相当痛苦的：烫得轻的地方，开始长肉，奇痒无比，而烫得严重的地方，逐渐恢复了知觉，又针刺一样地痛。
她烦躁无比，父母都被她一个个地骂走了，留下老实的徐杰为她小心翼翼地抓痒，喂汤喂饭，也不时地遭到数落，不是说没有抓对地方，就是说太重了或太轻了，又埋怨老是吃一些清水清汤的菜，腻到了极点，嚷着要吃上口的煎炒菜，将来留下疤子也不要紧，大不了一辈子不嫁人。
黑鬼和红妹子在城南垃圾场被杀的消息传到病房后，林洋洋震奋不已，预感到张清禾的敲诈案乃至监狱系列疑难案件将出现重大的转机，说不定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戏剧性地一举告破。
想到在最后的紧要关头，自己却躺在病**，不能参加最后的抓捕和审讯工作，分亨胜利的快乐，她又气又急，动不动将无名怒火发在那个老实人身上，指挥他干这干那，尤其是打听案情，哪怕是道听途说的也好。
可是，徐杰不是公安局的，更不是专案组的成员，当然无法知晓这起命案的许多细节；打袁世民的手机，也只能知道个大概，而到监狱里打听，则更是隔靴搔痒了。
林洋洋烦躁不已，有时自己也打电话给袁世民，打听案件的新情况和一些细节，并不时地央求他到医院来一趟，满足她打听和分析案情的迫切愿望。
但他哪有时间呢？电话里又不能说得太具体，以免泄露机密。这更使林洋洋烦躁不安。
过了几天，袁世民却不请自来，带着一些水果，也给他带来了有好有坏的消息。
林洋洋赶紧支开徐杰，询问起案情。
袁世民说：“当初接到报案后，听说是在城南垃圾场，我也一阵惊喜，断定应该与敲诈活动有关。到那里一看，果然是我们正想抓捕又不敢抓捕的黑鬼和红妹子，但经过一番勘查，我又高兴不起来：现场一直找不到手枪弹壳，也没有发现疑为凶手所留的毛发指纹分泌物之类的东西，死者身上的所有物品几乎都被搜走，更不用说有什么手机，以及可以用来敲诈的隐私物品，而且可疑足迹是新鞋所留，不利于鉴别。这些不利因素很可能会使这桩命案又久攻不下。”
“有没有欧海洋的消息？”
“很遗憾，此案发生前他们三人在何处、有何新的动向以及案发后欧海洋的去向，我们都一无所知；我们既失去了一次将他们一网打尽的良机，又没有挽救两个年青人的生命，蒋局和我们为此都在深深地自责。不过，有一点令我们感到稍稍欣慰，现场有第四个人的足迹，旁边的几棵茶树上有几个‘五·四’手枪射击时留下的弹孔，在同一个方向的树林里有人奔跑的痕迹，我们估计欧海洋也到了现场，只是凭其良好的体能从树林里侥幸地逃脱了。”
林洋洋忧急地说：“那他现在的处境很危险，我们必须尽快把他找到。这个人太重要了，我们不能失去他！”
“对，他既有重大的犯罪嫌疑，又能解开很多迷团，是我们当前侦查工作中的关键人物。为了找他，我们可以说是使出了最大的力气，用尽了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但直到现在，没有任何结果。”
林洋洋黯然：“会不会已被那个凶手杀害了？”
袁世民忧心忡忡地说：“目前无法排除这个可能，但我的第六感官告诉我，他应该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只是怕拔出萝卜带出泥，不敢自首而已。不过，我想他不会坐以待毙，应该有所作为。”
“你是说，他正在寻找机会为他的同伙报仇？他们三个人都敌不过别人，一个人不是去送死吗？”
“潘文海曾经对我讲过，欧海洋这个人非常自负，观点比较偏激，报复心理很强。据此我认为，他肯定会报复那个凶手，但其具体的方式嘛，这样的作案高手应该不会采取那种既高度危险又会犯下重罪的愚蠢作法。”
林洋洋沉默一会，忽然坐直身子，提高嗓门说：“袁队，我现在想起凶杀案发生地的特殊之处了。他们有可能是抓到了那个凶手的把柄，按着敲诈张清禾的老套路，提前到垃圾场去设伏观察，结果被那个凶手掌握了规律，或者那个凶手也想提前到垃圾场埋伏，碰了个正着，欧海洋一伙没提防，便遭到惨败。如果真是这样，那他最好的报复方式，应该是将那个凶手的隐私转交给我们，这样既可让那凶手伏法，又可保全他自己，但这么多天过去了，他为什么还不把那个把柄交给我们呢？”
“对于这个情况，大家的猜测有很多。有的认为可能是他们所掌握的把柄已被那个凶手全部抢走，有的认为他不想与我们合作，要用他自己的特殊方式去报复，还有的则认为凶手不是被他们敲诈的人，而是另有其人，因为红妹子有被企图强暴的撕扯痕迹，而且她和黑鬼的财物都被凶手抢走。这些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没有更全面的事实和证据来佐证。”
林洋洋想想也是，一时不禁沮丧起来，两人都沉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