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垮台后，在全国掀起一个揭批“四人帮”的全国性运动，这当然是非常必要的。“四人帮”在全国各方面各地方的代理人和他们的残渣余孽，自然要进行认真的清查，消除隐患，以免他们死灰复燃。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揭、批、查运动，在全国展开了。
然而这是一场十分复杂的斗争。因为“**”的确是由号称最高领袖和伟大统帅的毛主席所发动的。他老人家是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为我们的党所选择和拥戴出来的领袖，在全国已经树立起极高的声望和极大的权威，他号召的真可以说是金口玉言，一言九鼎。因此大量的干部（除开我们这些一开始就被抛出来定为反革命的干部）和更大量的学生都是真心诚意起来跟着他老人家革命，从事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的，真相信我国已经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革命家的手里，真相信有一个赫鲁晓夫睡在他老人家的身边，为了使国家不变颜色，为了清除各级的赫鲁晓夫，义不容辞地起来斗争。连我这个在乡下捉走资派捉了两年的老干部，到头来却被发现本来就是一个走资派，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了，我这才恍然大悟。我决定洗心革面，甘心充当革命的靶子，为“**”祭旗。当时的干部和群众在这样一种心理状态下，又在以革命接班人面目出现的林彪和以亲爱的伴侣出现的江青，还有位居重臣的康生、陈伯达之流的政治野心家的鼓惑下，出了过激的言行，说了错话做了错事的人，不在少数，必须把他们和极少数做了坏事造成恶劣后果的政治投机分子以及乘机破坏的严重打砸抢的坏分子区别开来。必须教育和团结绝大多数。
然而清查运动展开后，也许是从我这个“老右倾”的眼光看出去是这样吧，我感到有的单位的一些做法，还是抄袭过去搞“运动”的老一套，甚至袭用“文革”的老章程，一报还一报的样子。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战线，历来是“四人帮”的重灾区，流毒很多，说错话做错事的可能性更大，必须小心区别。但是我这种看法未必受到重视，甚至也许被认为是想为自己开脱吧，因为我发现一些令我不解的现象。后来才有人暗示我，我可能也成为暗查的对象了。的确也有领导同志明白地“询问”我，峨影拍摄反走资派电影《寄托》是怎么一回事，好像是说峨影有人在揭发什么，那意思是要我“说清楚”。在运动中“说清楚”是怎么一回事，要怎么才能“说清楚”，是大家都明白的。
捉了许多天迷藏，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说这件事要说清楚很容易，是“四人帮”的文化部要我们拍反走资派电影的，是我去领导拍摄的，是我到西双版纳拍摄现场，向拍摄组宣布，同意他们拍摄反走资派电影《寄托》的。但是这是经过省委批准的，其实这事许多人都知道。后来是省委管文教的杜书记（当时是省委秘书长）出来为我证明：是我向他请示，他向省委书记请示同意，告诉了我，我才去拍摄现场宣布的。这样总算是说清楚了，但是这却引起我的一些思考。
我仔细观察，“四人帮”是被打倒了，但是“**”还是被肯定着，“文革”的一切章程似乎还是有效。“文革”打倒的人一个也没有出来，甚至天安门事件还被肯定为反革命事件，不容怀疑。甚至莫名其妙地被诬为天安门事件黑后台的邓小平，也一直背着黑锅，不给平反。毛主席去世了，马上又拥戴出了华主席，大照片同样到处挂在墙上，登在报刊上。我的办公室里的墙上，在原来三个大“忠”字上方的毛主席像旁又增挂了一张华主席像。新的“万岁”也已经顺理成章地广泛喊了起来，一点也不感到陌生。大树特树的言辞依然出现在报刊和文件上，只是换了一个姓罢了。连我写文章也服帖地叫“感谢伟大领袖华主席”。一切好像都是仍旧贯，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想不通，“四人帮”被打倒了，我们为什么把“四人帮”那一套又用上了？那不是换汤不换药吗？但是我不敢说，如果我要稍微露一点口风，那将必是反革命的罪。我不仅不能说，连这么想也是不可以的，“四人帮”时代“腹诽”也是有罪的。这时出了一件事。有一天，《四川日报》上印的一幅华主席大相片，由于油墨纸张不佳，工人操作也可能有误，使那张照片上有许多污迹。不知是哪一位忠诚可嘉的人，把这张报纸寄到中宣部，告了一状。不久我们省委宣传部便收到中宣部的批示，下令彻查。我看那文件上有反“四人帮”有功接掌宣部大权的领导同志的亲笔批示，意思是“反动之极，必须严办”的字样。我看了大吃一惊，引发了我的联想，这不像是“追谣言”那上套又来了吗？
我这样地联想，倒不是说华国锋被“钦定”为“你办事我放心”，登上权力的顶峰，就自以为可以“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荣登九五，唯我独尊，一切“我说了算”，谁敢说个不是，便可以挥舞起权力的大棒，迎头打下，叫你死无葬身之地，像封建王朝的万岁爷那么干。华国锋是不是有向导师学习的自然趋向，我不得而知。但那些习惯于“为王前驱”的人们，可以说是出于下意识地要这么干，甚至是理所当然不由自主地这样干，以为不这么干，就“不成体统”，却是事实俱在的。直到1980年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说到“粉碎‘四人帮’后，还把个人崇拜的一套搬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确有其事。
为什么会重复出现这样个人崇拜的现象？有人说这是中国人的劣根性其这是中国封建传统意识根深蒂固的缘故。正像中国历史上每次农民战争取得胜利后，必须迫不及待地拥戴出一个皇帝来，让自己匍匐下跪，山呼万岁一样。须知在农民看来，如果天上没有一个玉皇，地下没有一个阎王，人间没有一个皇帝，那就不成体统，会惶惶不可终日了。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是不是华国锋一登至尊，便想这么干，不知道，但是他下面的那些臣民出于拥戴的至诚，一定会按老规矩这么干，是肯定的，华国锋默许下面这么干，也是肯定的。正像过去毛泽东位居至尊时一样，当林彪向他老人家捧送一顶“四个伟大”的帽子时，他虽然曾经说过“讨厌”，然而在全国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拥戴下，他还是也许从大局衡量，接受了“四个伟大”这顶帽子。并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过，没有一点“个人崇拜”不得了，使斯诺听到了也暗地吃惊。他也曾在给江青的信中说到自己被人当作钟馗，而深感不安，然而后来还是安于被林彪用他的名义整人。这一切可以说都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理所固然的事，正如邓小平说的，这是“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传统比较多”，“封建专制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这种事的出现，是不以个人的意志好坏为转移的。幸喜得华国锋犯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受到批评时，他没有利用他独霸的最高权力，引发一场宫廷血腥夺权斗争，而是乖乖地引咎辞职，自动让贤，请更有能耐的人接着干了。如果他为了护权，展开一场宫廷血腥争斗，那将给中国带来多大的灾难呢？这次权力交接顺利，天下归心，我们才放了心。华国锋协助叶帅等元勋打倒“四人帮”，立下不灭功勋，自动让贤，让邓小平发挥才干，为中国开辟出一个辉煌的局面，论功他也有一份，所以后来还一直保留他的一席中央委员，我以为是恰当的。——然而这是题外的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