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近十年，柜底压了六年，又经过两年多出版中的周折，《沧桑十年》也经历了十几年的沧桑后，终于面世了。
这是我在那史无前例的十年“**”中个人经历的沧桑岁月的纪实。
“**”，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多少悲惨、悲哀、悲痛、悲壮的悲剧上演了。那也是一笑剧和闹剧的时代，多少荒唐、荒谬、可鄙、可恶的笑剧和闹剧上演了。而最终以四只不能再横行的螃蟹吊成一串的喜剧闭了幕。
那也是一次灵魂大展览，无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都把自己的灵魂不由自主地拿出来在光天化日之下，作了本色的展览。多少卑鄙，丑恶，凶残、谀媚、奸诈、虚伪的灵魂，都从自动脱下的漂亮的、道貌岸然的外衣里展示出来，还自鸣得意。同时也有多少正直、忠诚、耿介、光明磊落的灵魂，从被打落尘埃的卑微的躯体中闪射出冲天的光芒，连那些嗜血狂徒也感到可怕。
那也是一个炼狱，使真金变得更纯净，使精钢变得更坚硬，使英雄现出本色，使懦夫起来战斗，使奸宄现出原形。
我也经历过炼狱，我也展示过灵魂，我现在把我淌着血的心捧献于读者面前，不是乞求读者的同情和怜悯，也不是想激起仇恨和报复，我只是希望从这些鲜为人知的事实中，引发善良的人们进行冷静的思考。从这里得出必要的结论，引为将来的鉴诫，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也。
“**”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老一代的人们创痛其深，记忆犹新。中年一代的曾经身受其苦的，特别是经历过“文盲+流氓”的疯狂造反年代，后来又到广阔天地里去接受过再教育的学生，或者还有一些印象。年轻的一代，因为“**”在他们的教科书上不著一字，茫然无知，听老一辈说起“文革”的事，以为那是“天方夜谭”，怎么会有那样荒唐的事呢？更小的一代，脑子里自然是一片干净的白纸，将来也不会有人用“文革”去沾污那张白纸。巴金老人建议建立的“文革博物馆”既然不见踪影，从此“**”只有在历史学家的著作中才能发现它的踪影了。这终于实现某些人的愿望，从“淡化”到“忘却”，好像在我们这个泱泱大国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么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
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外国人没有忘记，中国人更不应该忘记。这场落到中国人民头上亘古未见的灾难，不仅在我们这些受难者的心灵上留下不灭的烙印，在我们整个国家身上也留下难以平复的创伤。我们怎么能够忘记，我们浪费了近二十年建设时期，放过了世界上大好发展机遇，我们损失了几千亿的财富，毁坏了许多珍贵的文物，然而更痛心的是毁灭了不知多少个国家栋梁之才，浪费了青年一代的青春年华，出现了一个文化断层，还败坏了社会风气，至今难以矫正。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孰使为之，孰令致之？难道不应该认真反思，知所警惕，不应该告诉后人，知所鉴诫吗？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讳言“文革”，总想“淡化”处理，最好干脆“忘却”。我不敢说有的人是出于一种心理状态，他曾经在“文革”中紧跟过，曾经有过不光彩的表演，现在回想有如幻梦一场，再也不想提起。但是我想很多的人是出于一番好心，历史已成陈迹，家丑何必外扬，翻老账有碍声誉，不利安定。其实这是一种驼鸟思想。历史是由人写就的事实，谁也无法抹去，如果不能认真总结“文革”的历史教训，真要如北大著名教授季羡林的沉重之言：“这场空前的灾难，若不留下点记述，则我们的子孙将不会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将来气候一旦适合，还会有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如果一场悲剧又在中国重演，那带来的损失就更大了。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任何朝代的任何组织，没有不犯错误的。犯了错误，承认错误，认真总结，改了就好。如季羡林教授所说的“古人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但是改过之后，天日重明，决无损于日月的光辉”。如果我们很好地总结“**”，接受教训，那就可以把坏事变为好事，子孙后代受益无穷。事实上我们中国有人敢于面对历史事实，提出认真总结“文革”的历史经验，把它转化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个人就是邓小平。
谁都承认，“**”是一场灾难，但是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用惨重的代价换来的一笔宝贵的财富。邓小平就是从这笔宝贵的财富里，寻找到中国前进的方向，从而寻找出正确的思想路线，经济路线和政治路线，并且制定出相应的方针、政策，最终发展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的理论显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他的脑子里空想出来的，是从我们过去走过的道路，成功的经验，错误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特别是“**”，把我们过去的弱点和缺点，突出地集中地暴露出来了，使我们从反面把问题看得更清楚，可以对症下药，找到康复之道。这就是邓小平把“**”当作一笔宝贵财富加以利用的做法。他作得很成功，挽救了濒临崩溃的中国，为中国开辟出一条富强的康庄大道。
我们为了不使“**”这样的悲剧重演，还应该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去探求其发生的根源，作深层次的考察，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显然不是哪一个人能够发动起来的，也不是几个跳梁小丑可以随便利用的，不能把错误完全推给某一个伟人，或全怪罪于几个小人。“**”的发生，还应该深层次地考察其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如果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考察，“**”这样的事，是在中国社会土壤里和在中国历史现阶段发生的，也只有在现在中国这个环境里发生。邓小平在说到过去的错误时说：“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他说：“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致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他说“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他列举了如表现为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思想僵化，压制民主，打击报复，欺上瞒下，专横跋扈，贪赃枉法等的官僚主义；如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书记、第一书记，什么事个人说了算，独断专行，取消民主生活和集体领导的权力过分集中现象，这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也是发生“**”的重要原因；如表现为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个人权力不受限制，对下颐指气使，搞一言堂，以致形成人身依附关系，形成父子君臣关系，如此一来，自然会形成对个人尽忠，搞个人崇拜。有了这种家长制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如此等等弊端，邓小平把这些都归结为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是封建主义的残余思想。
我们国家经历了二千年封建主义统治，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且如邓小平说的，解放后没有注意肃清封建主义思想。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会发生像“**”这样的事，自然是不奇怪的了。这样的事，或早或迟，或以这种形态，或以那种形态，总要发生的。严格地说，“**”这样的事不是从1966年夏天开始的，在这以前，甚至追溯到解放初我们喊“万岁”的时候，我们唱《东方红》，叫“大救星”的时候，已经露出端倪。这不是毛泽东要我们喊的，要我们唱的，要我们说的，是我们把他捧为大救星，当作红太阳的，是我们自甘匍匐山呼万岁的。只是我们喊了唱了，毛泽东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种喊“万岁”，是封建王朝里才有的规矩，孙中山就任大总统时，有人喊“大总统万岁”，孙中山马上制止，并且以后不准再喊。一个资产阶级的民国总统，不准喊“万岁”，而我们无产阶级却喊了，而且被接受了。《国际歌》里说“不靠神仙皇帝，只靠自己救自己”，而在中国却出了“大救星”，“万岁爷”。以致在“**”中发展为喊“万岁万岁万万岁”，发展为“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捧成天神了。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一些人的思想意识还停留在上一个历史发展阶段，连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民主思想，还有待吸收。于是像“**”这样的事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是有历史必然性的，是势所必至，理所固然的。只是以这样的形式发生，以这样的名义发生，而且一发生，就形成为如此暴烈的形式，却是有其历史偶然性的。
在新生的中国发生这样的事，带来如此深重的灾难，当然是坏事。但是当其发展到了极端，就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坏事反倒转化为好事，转化成为一笔宝贵的财富了。从这笔财富里，邓小平领导我们从痛苦的教训中总结出建国的经验来，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邓小平给我们提出来的这一条路线，不要说在“**”前他提不出来，就是提出来了，也不会有人接受，而且会说他离经叛道，要群起而攻之的。所以可以这样说，现在的《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在“**”中翻了筋斗，正确地总结了经验教训后的必然结果，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只有在茫茫孽海里沉浮，勇敢地游向前去，才能达到光明的彼岸。凤凰只有在烈火中涅槃，才有希望飞升，这也许是一条真理。
为了这条真理，我们应该不害怕把“**”的真相说出来，并且认真进行总结。
正是为了这条真理，为了悲剧不致重演，我满怀赤诚，奉献出我的《沧桑十年》。
《沧桑十年》在出版的过程中，首先我要特别感谢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季羡林先生。我拜读了他新出版的《牛棚杂忆》，大为感奋，我决心带着我的《沧桑十年》稿和老友张彦一块去向他请教。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谈起“**”，畅所欲言，真是拜识恨晚。他说他等了许多年，不见反映“**”的书，“**”这场亘古的灾难几乎要被人遗忘了，他很担心不接受教训，这样的悲剧在中国重演，所以他怀着一片赤忱，自告奋勇地写了《牛棚杂忆》。如后继乏人，便如空谷足音。我捧出我的稿本，说愿步后尘。他很高兴，马上答应为我作序。我留下稿本，不出一周，一篇情文并茂的序言便送来了。还听说他怕书出不来，特地出钱到街上复印一份自存，我很感动。这是对我极大的鼓励，我决心尽快修改，争取出版。季老的序言，无疑给我的书增添了不少光彩，更把我写这本书的动机，说得更明白了。“它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照见善和恶，美和丑，照见绝望和希望。它带去的是我们对伟大的祖国和人民一片赤诚”。“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我算是寻到一个长者和知音了。
这本书的出版，我当然要感谢中央党校出版社的钟碧惠和曲炜同志，他们发现这部稿子后，虽然还没改定，拿去先看看，不到一周，便来找我订合同，决定出这部书。这样地识货，这样的高效率，令我敬佩。我决心奋不顾身，抱病改稿，按期把书稿送给他们。
为这部书的出版而尽了力的还有如张彦这样的北京好友，热心的北京大学李玉洁和中央党校的杜光同志。我对他们表示感谢。我还不会忘记作家出版社的懿翎同志，她热心为我看稿，还在文字上做过校正，特对她表示谢意。
孩子既已出生，是好是歹，就让它去江湖闯**吧。
1998年10月于成都城隐楼之西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