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思想传统，我们有些领导同志，总是在经济工作中，喜欢搞“大而全”“小而全”，总想把自己的管辖范围搞成一个独立王国，什么都要成龙配套，一应俱全。而不懂得经济是宜于分工合作，扬长避短，互通有无，在各地区、各省市互相协作，以致于在世界范围内实行大流通的。在一个地方可以发展的产品，不一定在每一个地方都大肆发展，虽然这种产品对于那里的国计民生是非常必要的。
四川是一个大省，人口众多，穿衣的问题是个重要问题，那时只能用种棉花来解决。在可以种棉花的地区多种棉花是应该的。我们的第一把手在四川提倡大种棉花，我想也是可以理解的，无可厚非。但是提倡大种棉花到什么地方都要大种棉花地做法，以致于像搞“大跃进”一样，搞成种棉花的运动，却未必得当。四川有些地方，夏秋阴湿多雨，是不宜于种棉花的。在这样的地方种棉花，花费很大，棉花质量很差，不能作纺织原料，这种地方不如扬长避短，多种粮食，和棉区交换。在四川比如川西坝子和盆周高寒地区，就不适宜种棉花。这是我和中国科学院的许多农业专家共同的看法。
但是我们的第一把手，却坚持要在四川普遍提倡种棉花，说要自力更生解决穿衣问题。没有人怀疑他这是出于关心国计民生的动机，那时我国的穿衣问题还没有解决，每个人一年只能凭票购买一丈五尺布。那时化纤还处于试验阶段，因此增种棉花就全国来说，的确是一个重要任务，就四川来说，当然也是重要任务。在能够种棉花的地区提倡种棉花，我，包括我所在的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的农业专家，对此都是有共识的。但是在四川所有的地方都要提倡种棉花，我们抱保留的态度。而且用搞运动的办法来种棉花，我们以为不是合于科学精神的。然而据说“办什么事情都要搞运动”，是本于《工作方法六十条》的，那自然是合于马列主义的，马列主义难道不是最科学的吗？
第一把手想出的主意，做出的决定，是不可更改的，都要雷厉风行。加上他的下面有一批习惯闻风而动的领导同志，大力支持，报纸上大肆鼓吹，宣传部门自然是竭力从理论上和历史上去找出根据来，证明第一把手这个决策的英明，说这是贯彻了老解放区时代那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南泥湾精神。第一把手真是兴高采烈，于是造成在全省大种棉花的浩大声势。
西南局、省委、市委、各级政府部门，都要带头种棉花，而干部带头，种试验田，也是工作方法规定的。首先第一把手就在他办公楼外的花坛上，毁弃花草，亲自带头种起棉花来。于是各机关、各部门、各单位，都在自己的庭院里的绿化地上，花坛上，把草坪花木取消，都种上棉花。而且在各种简报、通报、特别是报纸的鼓动下，大家都抢着劲要培植“棉花王”，争夺高产冠军，准备得奖状奖旗，上报纸，挂大红花上台，风光风光。这当然都是搞运动必不可少的节目。这也是在“大跃进”中习以为常的老套路。那时“大跃进”还并没有被否定，三面红旗还正高高飘扬呢。
据说要夺棉花高产，就要深翻地，重施肥，而这也是在大跃进中搞过，大家都理解的。我也学着在我们机关的试验田里深翻过一尺五。只有我们院里的农业专家不以为然，给我说：“深翻一尺五，熟地变生土”。哼，科学家，老保守，谁理会？大家都搞深翻，有的超过一尺五。有的为了要重施底肥，索性把地里面上的土都搬开，把农家肥厚厚得铺一层，然后把表土再搬回去。那松软的肥土种棉花，自然是可以高产了，虽然成本高一些。据估计，种出一斤棉花，成本要五元，还不算工钱，因为是吃“皇粮”的人种的，不要工钱。
“五块钱一斤算什么？要算政治账，不要老算经济账。把种棉花的运动搞起来，推开了，就是政治上的大胜利。”这是一位领导的高见。但是尽管在机关种棉花搞得热火朝天，好不热闹，可在成都郊区的社员，好像并不怎么闻风而动，大种棉花。我们科委派人下去调查，意在推动。他们回来反映说，推而不动，理由很简单：“你们在机关，肚子吃得饱饱的，有的是钱，你们想种什么，爱怎么种，由你们搞。要我们种，我们要吃饱肚子，就不能不打算盘，国家收购棉花，一斤才一元钱，照你们的搞法，五元钱一斤，哪个种得起？除非国家提高收购价到每斤六元七元。”农民都是首先要吃饱肚子的现实主义者，毫无一点革命浪漫主义，光算经济账，不管政治账，你把他们有什么办法？我们还想说服社员，不必像机关那样深翻土，施重肥，照你们的老办法种嘛。还是不行，他们说：“这川西坝子的天气，棉花结桃，正是阴雨天，少见太阳，棉花湿桃爆不开，收下湿桃用火烤，烤出来的棉花死板，收购站不收呀。”这些社员好像对于第一把手的英明决定全然不顾，说是“懒得淘神种石棉”。
这却为难了我们这些职能部门的干部。我们不敢把这种情况向第一把手汇报。我知道常务书记对于这种一意孤行的做法，早有看法，只是不说，他也不带头种试验田。我和科委副主任老李一块，借要开农业科学会议的事，去向常务书记汇报的机会，说起郊区社员不愿种棉花的事，常务书记他冷冷地说：“种嘛，你们去种嘛，种石棉嘛。”我们猜得出他的意思是，在阴雨连天的川西坝种棉花，没有太阳，棉花桃子爆不开，有如“石棉”，遇到雨淋，那就是“湿棉”了。他显然对于在秋雨连绵的地方种棉花，持否定的态度。我们告辞要走时，他对我们说：“开农业科学会议的事，你们要去向他汇报，不然他又说不知道。”他最后对我说一句：“种石棉的事，你们就不要汇报了。”
我们心领神会，告辞出来，对他怀着感激的心情。
到了第二年，第一把手还是坚持提倡种棉花，听说他在他的花坛上种的棉花，在一个技术员的指导和花儿匠的帮助，加上他自己的精心照料下，获得高产，推算起来，每亩可收获一百大几十斤。而那时大田一般只能收获三四十斤，这自然是特大丰收。这当然更可以证明他的决策的英明性，谁说川西坝不能种棉花？所以第二年他还坚持提倡普遍种棉花。
这年夏天，中国科学院的综合考察委员会组织西南地区科学综合考察，来到四川，由我全程陪同。我和来的十几二十位专家，几乎走遍四川。对于四川的许多科学技术发展方向和科技政策问题，提出十分中肯的意见。其中有一位有国际声望的植物地理学家侯学煜和一批农学家、土壤学家、区域经济学家，对于四川的植棉技术政策，提出了不同于第一把手的看法。认为有些秋雨连绵的地区如川西和雅安等地区及盆周山区，不宜于种棉花，而应该多种粮食和发展山区经济。他们从技术的可行性和经济的合理性上，提出了有数字分析的科学报告。
这本来是显而易见的事，农民社员也已从感性上表明看法，科学家们在成都作综合科学报告时，也曾经提到过。但是我不敢把这些看法向第一把手汇报。常务书记和秘书长是听过汇报的，我知道秘书长是第一把手认为最得力的，他不会不向第一把手通气。而这个汇报会是由我组织的，第一把手当然也知道。他不能不回想起上年在他的棉花示范田边，也就是他住所外的花坛边开的现场会。
他在他的花坛上种棉花，获得高产，早已沸沸扬扬地传开了，报上大加报道，于是他决定开一个现场会，来进一步推广种棉花。西南局和省市党政领导部门的许多领导同志都来了，真是一个盛会。那花坛种的棉花，虽然还有一些没有爆开，或者说得好听点，还没有来得及爆开的棉桃，但是爆开的也不少，真是蔚为壮观。大家看了，都不禁叹为观止，争先恐后地点头称好。我们的第一把手自然是眉飞色舞，正在得意地向身边的同志解说，介绍经验。我也在其中。不过我除开听，而且看。这个花坛地势高亢，而且向阳，地不卑湿。看来肥料下的不少，营养充足。一周围是水泥地面，阳光反射温度较高。这些都是得天独厚的能获高产的优良条件，一般大田是不可能具有的。因此我没有不住点头和跟着赞不绝口。第一把手自然是看到了的。
我正在看，现场会宣布开始了。首先由他讲了几句话，当然讲了种棉花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更讲了事实证明，说这里不能种棉花，至少不能高产，是错误的。然后由他的那个技术员把他早已总结好的经验，拿出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盛赞领导的重视和亲自动手，是高产的关键。接着就是大家表态，盛赞这花坛上获得丰收的棉花，纷纷表示要向先进经验学习，回去好好抓种棉花的事。
讲得最好的要算我们的一位同事了。我果然期待到他的精彩的发言。而这，恐怕是大家早就料到的。过去开什么会，只要是第一把手主持的会，他大半都做过精彩的发言。他讲得非常生动有趣，有时甚至不惜出点不伤大雅的小洋相，以致逗得第一把手笑出眼泪来。这一套官场洋相，虽然难免招来有些同志的非议，但对于仕途之道，却是一种有用的创造。怪不得人家封他为第一把手的心腹人、“救火队长”。今天他讲的赞扬话，的确有他的独到之处，不卑不亢，恰到好处，比那些争着表演，乱捧一气，太直太露的发言，要高明得多。他很有分寸地讲道：“对于提倡种棉花表示异议的人，应该从现场会得到启发了。”这显然是有所指的，大家心照不宣。
第一把手把眼光扫到我的脸上来，有所期待的样子。他不能点我的名，但是显然希望我发言。因为我是西南局管科学的，管科学的人说的话，当然更具有科学的权威性。我要发言对于第一把手提倡种棉花表示支持，这当然比其他行政领导干部表示拥护，更有力量些。但是正因为我是科学部门的人，说话更要具有科学的可靠性，人家会说，科学部门的人都说对头，那一定是科学的了。第一把手开这个现场会，无疑是要我以科学头头的态度，发言对他表示支持的。但是他又不能硬指定我发言，他只能以期待的眼光看着我。
但是说实在的，我对于第一把手提倡普遍种棉花的科学性，一直感到怀疑，从农民群众那里听到的看法，增加了我的怀疑，从中国科学院科学家们的论断，我更坚信第一把手以权力强制推行他的主张，是不科学的。我不能表示支持，在这种场合我更不能这么办。我要取得领导好感，顺杆爬，特别是在这种大庭广众中，热烈表示支持，那将对我的升迁一定有利。但是农民群众知道了，特别是我认识的那些来四川考察的科学家们知道了，会怎么想呢？不会骂我是一个跻身于科学部门的无耻的官僚吗？岂不破坏了我在科技界的形象？
我认为我在科技界的形象，还不算恶劣，大家认为我还算是比较有知识和文化的人，在科学上还可以算是懂得一点“目录学”的人。在他们面前没有开“黄腔”胡说八道。和他们也还处得来（当然我不得不为此而让人家给我戴上一贯“右倾”的帽子）。至少不像我们第一把手“钦定”的西南局科委兼主任和科学分院兼院长那样外行得出奇。第一把手总不放心我主管科学部门，但是又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只得让我干。于是找他最可靠的人，也就是我们宣传部的第一把手，来兼任科委主任和兼任科学分院院长，大家戏说是派来了一个“监军”。但是这位“监军”大概感到有些为难，总推说工作忙，没有时间，从来没有到我们这边来上班，连办公会议也没有来参加过一次，和科学家们见面，讨论科学问题，他更是推托不来。有人说，他的那点文化和科学知识，来讨论科学，恐怕是一开口就会满嘴“黄”。一个中国科学院分院的院长开了黄腔，岂不成为笑话吗？所以他有自知之明，从不在我们这边露面，只是叫我们隔些日子去向他汇报工作，他作一点不着边际的指示，无外乎是政治要挂帅、思想要先行那样一些流行口语。
今天这样的现场会，他虽然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可是大家并不认为他是代表科技界发言。而我这个科技界的人又迟迟不发言。不特不发言，还借口到那一头看棉花长势，而从第一把手的身边溜到一群人背后去了。现场会圆满结束了，大家都陆续散去。我也正要走，第一把手却不知怎么走到我的身边，冷冷地对我说：“马识途，你这个管科学的人，不科学呀。”
这一句话是很平和地轻言细语说的，但是我听来有如晴天炸雷。我这个管科学的人不科学，那当然是没有资格再管科学的了。我明白我的处境不妙，他既然出了这么个“起讲”，下面就有许多文章要做，而会做文章的人，他手下多的是。
就像“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打头风”，不久我就戳了一个纰漏。那个时候，第一把手正在重庆召开省委的棉花会议，西南局的办公厅李主任去列席。我和科学家们到四川各地跑了一圈后，有些见闻，我记了一些资料，写了一些杂记。《光明日报》副刊编辑部来信约稿，我便根据我出行写的资料和杂记，写了一组短文叫《走马行》寄去。他们分期刊出。其中有一篇就说到，科学家们认为四川有些地方，不适宜于种棉花。这一下捅了马蜂窠了。不知道是哪一位随时在观察阶级斗争动向的人，读到了这篇文章。好家伙，马识途竟敢在省委开棉花会议之际，公然在全国大报上写文章，反对政委提倡种棉花，这还了得！于是向政委报告了。政委的看法如何，我不知道，只听说会议上如开了锅，大家嚷嚷：“把马识途拉到重庆会上来批判！”听说领导也有这个倾向，把我弄到重庆去，要我在会上说清楚。但是后来听说又有谋士说，这是省委开会，不是西南局开会，下一级党委的会，把上一级党委的部委级头头弄来批判，恐怕不妥。又有人说，这是一个学术性争论的问题，进行大会批判，恐怕难以服人。第一把手果然英明，说不要把我叫去了，学术问题，我们就来展开学术争论吧。
西南局办公厅的李主任连忙回来，在办公会议上向常务书记报告。当时我也在场。李主任对我说：“老马，这回你这篇文章写出大问题了。”
我听了大吃一惊，没有想到在这个当口闯了大祸。我辩解说：“我并没有反对种棉花，我只是说有的科学家认为四川有的地方不适宜于种棉花呀！”
常务书记沉默，没有说话。只是听到说要把上一级的人拉到下一级的会上去批判，冷冷地说了一句：“他也是西南局的书记嘛。”看得出来，他说这个话，好像是解释第一把手把我弄到省委会上去批判的合法性，实际上是说，反正西南局和省委的书记都是他，他爱怎么办就怎么办，谁也莫奈何，知道我的日子会不好过的了。
我惶惶然回到机关，我不知道什么祸事将要落到自己的头上来。
过不多久，“学术争论”展开了。在报纸上出现了讨论四川能不能种棉花的所谓学术文章。而且据说作者也是一位农学家。那立论有理有据，如从空间上说，四川各地历来就种棉花，如从时间上说，四川古代就种棉花，说那时叫木棉花，张籍的诗里就提到。如此等等，道貌岸然。这一下就充分证明，我这个搞科学的人说四川不能种棉花是多么得不科学，多么得荒谬。把我完全驳倒了。接着又发表了几篇看来是论辩其实是批判的文章，以这个单位，那个机关种棉花都获得高产的实例，来证明我反对种棉花的错误。还有群众的义愤填膺的抗议。紧锣密鼓，唱得煞有介事。最厉害的是《光明日报》上也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竟然点我的名。在全国的大报上点名批判一个作者，实属罕见。这就是说，在四川把我批臭还不够，还要在全国叫我丢丑。不过在《光明日报》刊出那篇批判文章以前，副刊部给我来了一封信，向我作解释，说因为我的那篇《走马行》是在他们报上刊出的，他们受到了领导的追究，不登四川权威方面送来的这篇批判文章不行。他们说，事非得已，这并不代表他们的态度，希望得到我的谅解。既然事先他们给我打了招呼，我还有什么可说呢？
既然是学术讨论，那就应该有不同学术观点的文章，同时发表才是，可是学术讨论在我们这里却是一面倒，而且气势汹汹，真是伊欤盛哉。我固然已经为好心人劝告不要再发表意见，只得噤若寒蝉。连群众中有不同意见送到报社，也不予刊出，以致有的寄信给我，表示同情。为什么？因为既然是讨论，却见不到对方的辩论文章。而最根本的是，批判文章说得文不对题。我在《走马行》一文中说的是有科学家说四川有些地方不宜于种棉花，而批判文章却说是我说的四川不能种棉花。“有的科学家说的”和我“说的”，以及“四川不能种棉花”和“四川有的地方不宜于种棉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从来没有说过四川不能种棉花，科学家也从来没有这么说过，而硬给我先加上一个罪名，然后进行审判，而且是缺席审判，这成什么王法？给人的脸上抹上屎，却说人家多么不讲卫生，这种荒谬的事，竟然公然而行！打屁股的人没有错，挨打屁股的人却错到家了。而且不能出声叫一声痛。而且最好是挨了屁股，还要高兴地叫：“打得好，该挨。这鞭子打在屁股上是多么的清凉舒服呀。”
不要说这是荒唐事，我就真的做了这样的荒唐事，当然不是我志愿做的。
不久，西南局开委员会，我也列席了。第一把手在会上谈工作的时候，就在种棉花的问题上，点了我的名，指出我的错误。这回不是省委开会，是西南局的会了，西南局的书记要批判下属部委领导同志，自然是合法的了。是不是合理，当然也合理的，不然我为什么要检讨呢？是的，在那个会上，当着西南局和各省的领导同志，我起来作了一个检讨发言。我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我从常务书记和那位好心书记的期待的眼神中就看得出来。我只作了几分钟的发言，无非是说我听信了资产阶级专家的话，反对在川西坝子种棉花，我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这样一些话。这个检讨似乎没有引起大家注意。
休会以后，我回到锦江宾馆我的房间里。还不到吃饭时候，我到对面房间去坐，有我们宣传部的部长在，还有办公厅李主任在。我们的部长见我还是满不在乎，毫无一点心情沉重的表现，很不满意。在他看来，既然我犯了冒犯第一把手这样大的错误，就应该如丧考妣，寝食不安，惶惶然如丢了魂的样子，并且慑如也，恭如也，随时准备接受无论什么样的惩罚才是。我们的部长马起个脸，厉声地对我说：“哦，你以为你今天这样轻描淡写地检讨几句，就算完了吗？”
我正想反说两句，对于他在报纸上组织的这一场批判，文不对题，实在不算高明时，办公厅的李主任，显然是同情我的，他也为我的不在乎着急。他劝我说：“老马，这件事情是不好轻易了结的，你可不能满不在乎哟。”接着他又说：“老马，我给你出一个主意，你写个申请，下去亲自种一年棉花，力争高产，然后你再写一篇文章发表，说你经过实践证明，四川种棉花可以高产。这件事情或者就可以了结了。”
那晚上我回到家里，想了一夜，看来我是走投无路了，只有照李主任的办法办，或者可以得到从轻发落。于是我回到会上，写了一份申请下去亲自种一年棉花的报告，送了上去，马上得到了批准，要我用实践来检验真理。于是我在开春后，卷起被卷，下到我们科学分院的华西坝基地，这样我还可以种试验田和照顾工作两不误。我在基地要了一亩地，认真地种起棉花来。
为了要夺高产，我也学有的机关那样，不惜血本，下大功夫，把面上的表土完全搬开，重施一层混合肥作底肥，把松土再搬回来，在泡酥酥的沙土上种棉花。我每天亲自侍弄，像绣花一样，真下了功夫了。棉花长势的确不错，只是有点疯长，我在技术员的指导下，减肥打尖，到了时候，开花结桃，一切正常。叫第一把手满意的文章，看来是写得出来的了。
但是有一天，一个附近的老农民又来到我的试验田边。他过去常常从这里过路，和我成为点头之交，我种棉花的过程，他几乎都看到了。看来他是一个老把式，我就问他：“你看，我这一亩地能收多少斤棉花？”
他笑而不答，只是边走边说：“像你们这样种棉花，只该穿纸。”
这一句扫兴的话，完全败坏了我的兴致，也使我惭愧。我这是在干什么呢？是在搞科学吗？是在搞经济生产吗？在老农看来，纯然是胡闹。农民群众对我们的批评，不该引我们思考一下，回想一下，“大跃进”以来，我们干过多少既不经济也不科学的蠢事吗？
然而我现在想到的是如何从厄运里逃出来，顾不了那么多了，一切为了那篇让第一把手满意的文章出台而奋斗。我这个倒霉蛋！
到了秋天，讨厌的连天阴雨，使我的满有希望高产的棉花，大受挫折，棉桃老是爆不开，不断地掉在地上，真叫痛心。我把掉地的棉桃一个一个捡起来，放在火**烤，希望棉桃爆开来，给我提供哪怕是死疙瘩的石棉。我忧心忡忡，害怕达不到机关过去报出的亩产超过一百斤的纪录。当然更没有希望达到第一把手所创造的高产纪录了。
但是这已经是1964年的深秋，一个更为伟大的“四清”运动展开了，第一把手为了更其严重的政治原因，强制把我下放到南充去了。我的那篇皇皇大文，终于没有写成，因而第一把手要我用实践来检验他的真理，结果也没有检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