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峨眉山中过着快活的日子，真是怡然自得，与世无争，大有王维的“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的意境。外部世界的牛顶死马，马踢死牛的血腥争斗，何必管他。在此终老一生，也值得了。
但是好景不长。从成都传来了消息，说那里的造反派造反声势愈来愈大，西南局和省委都已经被造反派夺了权，正在四处捉拿当权的和不当权的走资派。有的走资派躲起来了，有的已经被捉住，受不尽的凌辱和折磨，有的受不了，已经自杀了。有的是被造反派活活打死的。这种种不祥的消息，传进山里来，我胆战心惊。同时发现那些造反派已经造反造进山里来。我们发现，有的庙里的菩萨也受到池鱼之殃。造反派把造反的大标语贴进寺庙里来，给菩萨胸前挂上黑牌子，头上戴上高帽子，虽然泥塑木雕，无法拉出去上批判会，但是他们也可能把批判的战场摆到庙里来。并且听说他们开始注意到，有的走资派可能藏到山里来，要进行清查。看起来我的好日子要到头了。监管组长和成都老宋联系后，决定马上搬家。
我们起初搬到灌县的灌口，没有住两天，就有许多红卫兵，从那里进进出出，很不保险。经过老宋的安排，立刻搬走。他亲自来接我们连夜动身，把我送到芦山的山里一个叫苗溪的劳改农场。这下可好了，我没有被判刑，却已经具有劳改犯的资格，住进劳改农场了。既然这里都是劳改犯，有武装守着，自然没有造反派到这里来造反。“这是最安全的地方，只有这么办了。”老宋对我说，“你的名声大，要把你抓去，现在这么乱，说不定被糊里糊涂地整死了，收尸都找不到地方呢。”这么一说，我只得同意了。
当然我到底是一个特殊的“犯人”，不和那些劳改犯人住在一起，也不参加他们的劳动。我住在一个招待所里，并且一人拥有一间房。吃饭也是在干部食堂里，不和劳改犯混在一起。我虽然天天看到那些劳改犯在我面前活动，点名，唱歌，吃饭，出发上山劳动，看电影还得和他们混坐一起，而且一想起我有这么个身份，总不是愉快的事，但是我已经走投无路，不能不接受这个安排。后来听说，这还是较好的安排，不像在成都的那些大干部，像漏网之鱼。到处奔窜，不得安身，几乎天天搬家，一夕数惊，惶惶不可终日。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当一段劳改犯，是值得的。在那最乱的时候，我要被抓到，我这个臭名在外的人，加上我的倔脾气，很难说活得出来。西南局就死了十六个局级以上的干部，包括四个书记和几个部委的头头。
有一天中午，我到食堂吃饭。隔我不远的桌子上，坐着一男一女。女的娇小文静，十分秀气，男的则是一个五短身材，圆圆的脸，特别惹人注意的是有一个大而发光的头，像个学者。明显看出，他们是一对夫妻。他们显然不是劳改犯，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关到这里来？最使我惊异的是，我似乎在哪里见过这个人，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他们吃完饭就走了，走向下面一栋小楼去。大概也是一对特殊犯人。后来吃饭有时见到他们，有时不见。我出去散步，有时也远远地望见那个男的。他那落寞的模样，其心情大概不会比我更好。
有一天我在食堂里又碰见他们，不知怎的，我忽然差点从嘴里叫出声来：“胡风。”但是我没有叫出声，我再看他几眼，心里肯定地说：“果然他就是胡风。”不过这并没有引起我的奇怪，胡风被秘密地送到四川关押起来，住在陕西街附近什么独院里，我在西南局时是知道的。但是为什么把他押到这个深山里的劳改农场关起来，莫非他被关在四川的事，造反派已经发觉了吗？
胡风在中国文坛上是一个出名人物，30年代我在上海时，就常常看到他的文章，两个“口号”那场官司，他是一边的主角。除开从刊物上看过他的照片或在会上远远见过他的容貌，我并不认识他。所以在这里看到了，便只有似曾相识的印象。50年代胡风因文艺问题上书中央，结果在全国掀起一个远不止于文艺界的抓“胡风分子”的运动，声势浩大。接着引发为在全国掀起的更大规模的“肃反运动”。这两个运动如何评价，不在我的思考范围内。但是反胡风运动曾经牵连到地下党，却叫我伤透过脑筋。胡风和他的一批文友（官方文书当时叫“反革命集团”，现在平反了，只能叫文友。）在白区的四川长期活动过。因为他们进行的是进步文艺活动，和我们地下党有联系的进步文学青年，我们党的外围组织的一些成员，以致少数党员，和他们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反胡风运动一来，可不得了。
在不熟悉白区工作复杂情况的领导同志看来，特别是我们的第一把手看来，地下党里似乎隐藏了不知多少胡风反革命分子。第一把手把我找去，宣布要在地下党里清查胡风分子。结果一清，许多地下党员成为胡风反革命嫌疑分子，弄不好不知道要出多少冤案。我们地下党的头头们在一起开了几次会，向省委做了报告。说明解放前我们地下党里有的党员和外围成员，的确和胡风下面的人有很多往来，也一块进行过进步活动，特别是进步文艺活动。那是我们知道的。当时南方局并没有通知我们，事实上也没有这样的认定，说胡风当时进行的是反革命活动。只说胡风和他们的一些人都是进步人士，虽然有些人思想上有毛病，但是和我们构成统一战线，共同反对蒋介石。我们就是根据上级指示来处理和胡风他们的关系的。现在忽然说胡风集团是反革命集团，于是在雷厉风行的捉胡风分子运动一展开，许多地下党员便被斗过来查过去，当反革命来捉，那苦头自不必说了。结果弄来弄去，还是定了一批胡风分子和与胡风集团有关系受胡风思想影响的犯有错误的地下党员。有的人被开除出党，有的受了处分，有的成为神经病。而我们竟然不能相救，内心的愧疚，长久难以平复。
后来肃反运动一来，那阵势更大，斗得更凶，那些地下党员又被拿出来，像烤烧饼一样反复地烤一回。这些地下党员因为心里有气，在1957年我们党整风，号召大家向党提意见时，难免就发点牢骚。接着捉右派分子的运动，以前所未见的规模展开了。于是许多地下党员又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弄得家破人亡，祸延子孙。我作为地下党的领导人之一，实在痛心。但是有什么办法？我要在第一把手面前表示一点独立的见解，也马上受到特别的关心，对我进行不能说是很正常的动作。
这些话似乎扯得远了，但却是我见到了胡风后，想起地下党因他而受累，就不能不联想起地下党所受的冤屈了。当然胡风也是受了天大的冤屈的。我意想不到竟在这深山里遇到了他，同病相怜，夜深难眠，我即兴又作起诗来。而且不只一首。只是没有记下来，早已忘记，现在能回想起来的有两首七律诗和一首五古诗。一首七律是：
苗溪劳改农场偶遇胡风
仓皇逃窜到苗溪，
犬逐鹰追命似鸡。
大树飘零怜涸鲋，
秋风怒号哭文师。
祸由自取成钦犯，
罪任人云笑妄痴。
哪管文章千古事，
是非得失寸心知？
另外一首七律诗是：
深山野岭遇胡风
深山峻岭遇胡风，
野老投荒哭道穷。
笔伐千张批未臭，
口诛百舌骂还工。
黄钟毁弃无怜惜，
瓦釜雷鸣瞎起哄。
漫道依山夕照尽，
危岩且喜挺青松。
还有一首五言古风是：
苗溪劳改农场偶遇胡风十韵
袅袅秋风起，木落野山稀。
我似丧家犬，奔窜何惨凄。
偶然遇钦犯，初看犹狐疑。
先生蓉城客，胡为流于斯？
相顾两茫然，无以表心仪。
白眼休向我，我未着锦衣。
若非同病人，安得到苗溪？
此间虽不乐，一枝尚可栖。
长天不明夜，风雨如晦时。
愿君多珍重，白云无尽期。
这几首诗，是我写来送给他的，当然无缘得达。我那时在苗溪劳改农场，真有“辄涸之鲋”的感觉，我自觉像一条掉进车道沟里挣扎的小鱼，那里水少，快要渴死了。真想有一条落入同样命运的小鱼，能相濡以沫，该是多好呢。我忽然发现胡风也在那里，他不也是一条辄涸之鲋吗？然而我们同病却不能相怜，只能冷眼相看，不能相濡以沫。相反的当我们在食堂相遇时，我虽然看出他来，他却认不出我。他见我在注意他，他可能怀疑我是一个什么专案组的人来外调他的什么问题吧。因此他以白眼看我。他哪里知道我虽然不是像他那样的钦点要犯，可也是一个正在水深火热中的重犯，“若非同病人，安得到苗溪？”“白眼休向我，我未着锦衣。”我自己也是一个准劳改犯人，哪有资格充当像明朝东厂锦衣卫里穿锦衣的特殊人物呢？然而我却再也没有得到机会，向他表示我的心仪之情，把他的“白眼”转化成“青眼”了，深引为憾。
1991年夏，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成都举行，我见到了胡风的夫人梅志，谈了起来，说起他们当时在苗溪农场的事，历历在目。她送给我一本书《伴囚记》，其中正说到他们在苗溪的生活，我算是确证了那次我在苗溪所见到的人是胡风。此生无缘，除开那一次邂逅相逢外，我再没有和胡风有一面之交，我当时写的诗自然也无法博他一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