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成都后，儿女都回来了，一家欢乐。家里人也来看我，见我身体很好，看来这回出去没有受什么罪，都放了心。我说：“这回出去心情虽然仍旧不好，监管的干部却没有把我当作反革命，对我严厉专政。我们倒是游了不少地方，我还有雅兴，做了不少的诗呢。”
他们说：“做什么诗？现在很乱，哪个也说不清谁是革命的，谁是反革命。都说自己是坚定的革命左派，敌对一派却总说对方是反革命。乱整一气，搞得没了个章法。所有原来当权的人都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成了反革命了。大头头们都被批判斗争，整得鸡飞狗跳，自杀的人不少。西南局就整死了好几个。……宜宾的刘结挺、张西挺两口子跑到成都来造反，成了响当当的革命派，据说还得到北京的支持，说不定将来要成为又一个‘四川王’呢。刘、张现在得了势，就实行报复，把第一把手抓起来，拉来扯去地斗得不可开交。”
这么一说，倒叫我心里发虚了。照常理说，我是被西南局第一把手整成反革命的，现在他们成了反革命，那我就应该是革命派了。但是现在是是非颠倒、黑白混淆、革命和反革命难分的时代，况且，刘、张这两口子的底细，我是略知一二的。他们是四川公认的品质恶劣连共产党员也不够格的人。前几年他们在宜宾工作时违法乱纪，整死了不少的干部，其中还有老红军。所以两人都被中央批准开除党籍。像他们那样的人，能容得下我吗？谁知道他们会怎么看我呢？家人主张我应该主动站出来揭发第一把手迫害我的事实，争取造反派和刘、张的了解，也好有个解脱。要我向刘、张这两口子低头？起初我不愿意，但是家人说，人家现在是响当当的革命派，造反派好多都听他们的。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我不向他们申诉，我怎么能出头？于是我同意这么办了。
我闭门造车，花了几天功夫，也编出了揭发西南最大的走资派、我们的第一把手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行录。反正像他们过去给我编的那些东西一样，把他所有的政策都和资本主义挂钩，把他所有的讲话都编派成是修正主义的，随便编派他不只“十大罪状”，而是几十条罪状。笔杆子在我手里，爱怎么写就怎么写，真是得心应手。反正胡说八道，说得越玄越好。当然和他们过去批判我的一样，要从《毛主席语录》中引用大量的“圣言”，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同时也少不了对于现在的革命造反派要表示拥护。在题目的上方，还不能忘记要写上“四个伟大”，并且写上大字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样一段标准的话。这都是从他们过去批我的“奇文”上抄下来的。不过几天功夫，洋洋数万言的“控诉状”写出来了。我到底还是一个以操笔墨为生涯的笔杆子嘛。我亲自刻蜡纸油印出来，装订成册，寄给西南局的造反司令部。
我回来这么多天了，没有人来找过我，我也可以随便走动，可以出去看大字报，的确成为大家说的“逍遥派”了。我从大字报里知道西南局的造反派们正在狗咬狗地互相攻击。都说自己是响当当的革命派，是誓死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士，而说对方是反革命，是“保皇党”。那互相攻击的用语之恶毒，是过去社会的烂师爷的烂笔杆子下的烂文章也相形见绌的。我读了这些文章，不觉拊掌大笑，这实在是文体的新创造呀。
但是我且慢点发笑吧。我发现那些批判文章里，也出现了说我也是走资派的文章，并且举发机关内幕，说我也是第一把手的干将，把我首先拿出来批判，不过是玩的“舍车马，保将帅”的把戏而已，要求把我也要当作走资派来批判。于是接着就出现了批判我的大字报。最奇怪的是，这些批判我的大字报，和过去第一把手组织笔杆子写的批判我的大字报比较，如出一辙。我知道这些笔杆子已经改换门庭，投到新的造反派的麾下，又发挥他们“笔杆子”的作用了。这才真是叫作“有奶便是娘”呀。
我看了这样的大字报，不免悬心吊胆。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我的命运如何，我并不能掌握。我写印的揭发我们第一把手的材料，寄出去好久了，一点反响也没有。我在机关贴了一些揭发第一把手的大字报，似乎也没有反应。我这个“逍遥派”一点也不感到逍遥了，倒是心里悬着，惶惶然不知是什么命运将要落到我的头上来。我的心境十分复杂，情绪十分波动。山雨欲来风满楼，我预感到了，但是毫无办法，像一个判了刑的人等着上法场一样。这样的境遇，本来是作诗的好时光。但是我早已没有作诗的情绪了，只写了“待决囚徒欲何之，逍遥时刻更无诗”两句便再也写不下去了。
是祸果然躲不过，终于有一天，省里所有的报纸都以头条整版篇幅登出了“中央文革小组”钦命的新贵、“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组”的负责人之一刘结挺写的一篇批判我们第一把手的皇皇大文，说他是“西南地区的赫鲁晓夫”，理所当然地是“西南地区最大的走资派”了。以前那些造反派的娃娃们，不管跳得多凶，说谁谁是走资派，那都是不足为意的。但是炙手可热的钦派四川当权人物的权威发言，那就是定性的了。我拿到报纸马上阅读，当我读到第四版，我的心马上凉了。刘结挺在他的气势汹汹的批判文章中，把我也捎上批判了一通。说我是第一把手的黑干将，是文艺黑线周扬黑帮在四川的代理人，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那当然是罪大恶极的了。他说第一把手之所以把我先抛出来批判，是在玩“舍车马、保将帅”的花招云云。
这一下完了。原来的当权派把我批判了一阵，现在新来的当权派也把我批判一通，我两边都挨打。他们两个都把我拿来作他们上台的垫脚石，祭旗的牺牲品，哪里还有什么公道可言？命也如此，我这冤案是铁定的了。我知道我的前途更加险恶了，能不能活得出来，是很难说的了。原来第一把手批我斗我，总还有几十年搞运动的传统章法，无论现在斗得多么凶，最后还要降温，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的。现在刘结挺、张西挺这两口子上台，他们的政策水平我是知道的，我十有八九是要受到更大的打击，说不一定要弄得死无葬身之地。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中央要把这么两个人弄到四川来当权。据我过去所知，他们那点本事，只能把事情整烂，要说治理天下，恐怕还不如我们这些走资派呢。
我打听一下，据说北京的康生、陈伯达、江青这些才上台的权势人物，在四川找不到他们认为合适的干将，最后终于看上了这两个打手，把他们沐猴而冠，捧上四川革委会筹备组的宝座。他们是带着一股冤气和杀气来的。他们把第一把火就烧到我们第一把手的头上，并且把我也捎上了，还会有我的好日子过吗？刘结挺一回到四川，就到那些造反的娃娃们的造反司令部去，把那些江青夸奖为“天兵天将”的红卫兵收罗起来，变成自己的虾兵蟹将。他号召他们到处造反，说是“造反有理”。大打大砸大抄，说是“旧世界要打它个落花流水”。他们到处捉走资派，说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些口号当然都来自北京的“文革”司令部。眼见一个他们说的“红色恐怖”已经造成，真叫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人人自危。各机关、学校、事业企业单位里，但凡有一个“长”字在头上的，都被扣上走资派的帽子，斗、批、抄、关、打，那自然是革命行动，成为走资派面对的家常便饭。
一般的走资派，尚且如此，我这个已经被第一把手拉出来批得体无完肤的大号走资派，又被刘、张他们这个“新生红色政权”顺手接了过去，一网子网住，自然要成为他们批斗和专政的对象了。我有如笼中一只困兽，成天在小房里转来转去，不知如何是好。我曾经想逃出去，但是现在到处布下了天罗地网，在捉走资派，没有“红色政权”颁发的通行证，我哪里跑得掉？最可能逃遁痛苦的办法就是自杀，我已经听到不止一位西南局的领导同志，用这样的办法来逃避造反派和“新生红色政权”的折磨。但是他们死后也没有逃脱戴上一顶“畏罪自杀”的“革命叛徒”的帽子。
对于我这个已经受了不知多少令人难以忍受的折磨的人来说，自杀，的确不止一次向我眨过**的眼睛。而且做起来也实在十分简便，比如跳楼，触电，落井，前面已经有不少的“走资派”和“叛徒”做过示范，都是一次成功。这种办法有的人大概还嫌有一瞬间的痛苦，于是又有吃安眠药的新办法，前几天一位部级领导就是用的这个办法。据说那样做简直就是“安乐死”，一点痛苦也没有。他安卧**，面不改色，恍如睡着了一般，说来还有一点浪漫主义色彩呢。这些办法对我好像都没有**力，甚至我在流放峨眉山时，路过千丈悬崖边，曾经在心里萌动过向外跨一步，便可以了结一切，而且能够享受“乘风归去”、“羽化登仙”的快乐，我也没有下决心。我不想死，我不甘心，我要活下去。我要看一看那些整我的人们的下场。我不相信这个不知用多少烈士鲜血换来的新社会，便这样被他们几爷子葬送了。
这么一想，我的心平静下来了。反正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已经成为他们刀板上的肉，是挣不脱的，只有一任宰割，红烧清炖，随他们便了。他们可以整死我，但是想要我自寻短见，然后给我很方便地戴上一顶“叛徒”的帽子，没有门儿！
要来的灾难就快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