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国科学院来的造反派，自认为他们在北京得的造反真传，专门到成都分院来传经。他们特地把我拉出去作一个示范性的批判斗争会。
说实在的，他们准备的批判发言，并不比我们机关的造反派从被他们“炮轰”掉了的原西南局那些笔杆子那里抄来的批判稿的水平更高。但是他们好像不在乎批判的内容，而在于斗争的形式，显示他们说的“赤色恐怖”的威力。他们再不是像原来的斗争会那样让我坐着记批判发言，或者最多是点名站起来，站着听批判发言。他们的做法是把他们的革命群众集合起来，进行了战前动员，并且履行那一套标准仪式，首先是念毛主席语录（主要是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两段）。接着是摩拳擦掌地高呼口号，无非是“把反革命某某人批倒批臭，批深批透！”“和某某人血战到底！”以及“某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顽抗到底，死路一条！”等等。最后是由那个造反司令一声大叫：“把反革命分子某某揪出来！”我就被他们的两个彪形大汉揪着，像提小鸡似地从会场外提进会场，拖到前排，面向群众。但不是站着，而是按到地上跪着，并且据说为了叫群众看清我的罪恶的嘴脸，硬要抓住我的头发，把我的脸仰起来，面对群众（那时还没有发明“喷气式”，没有叫我把双手向后边高高举起来，做成一个喷气式飞机的模样。后来我们每上斗争会，就自觉地照标准的喷气式低头站在那里听候斗争了）。我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场面，自然是不自觉的。稍有不乐意的神色，一顿拳打脚踢就上来了。据北京来传经的造反派说，要这样才像个革命的样子，而这是根据“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经典而演化出来的。
这时，一个才转到我们机关做小工的转业兵，走到我的面前来。他对于架在我的鼻梁上的眼镜，看得特别不顺眼。口里念着“我看你这个戴眼镜的臭知识分子就讨厌”，伸手就把我的眼镜抓去折断，扔到地下。看来他把戴眼镜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标志的。然而对于我说来，眼镜却是我至关紧要的东西，没有眼镜我就寸步难行了。我不得不叫起来：“我的眼镜。”幸好北京来的造反派看来都是知识分子，其中就有好几个戴着眼镜的。他们虽然不臭，却是知识分子无疑，不得不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出来纠正那位战士的阶级仇恨，说“把眼镜还给他。”当我把眼镜摸起来一看，已经折成两段，我说：“怎么办？”总算恩准我拿回去用线绑起来戴上。
眼镜风波的插曲过去，批判开始了，他们一个又一个上台去，先念一段《语录》，然后义愤填膺地读批判发言稿。我跪在那里，迷迷糊糊，根本没有听清他们说了些什么。当然也用不着听清，那些陈词滥调，我早已听厌了。
从此以后，经过一大群南下成都来串联的北京造反派、传授最具有权威性、最标准的造反格式，并且由南下的和本地的红卫兵进驻成都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传经送宝，切实地实行起来，成都的革命形势便变得“大好”起来。正像他们在报纸上吹的，“不是一般的好，也不是比较的好，也不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好，而是百分之百的好。”
成都沸腾起来，各种各样名目的造反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当然是一个赛一个地革命，也就是一个赛一个地能打善斗，而走资派被揪出来的越来越多。斗争走资派的办法越来越花样翻新，虐待俘虏的创造发明越来越古怪。我虽然以“吾道不孤”，我们走资派的队伍越来越壮大而感到欣慰，可是我们受的罪也越来越叫人难以忍受了。
我们机关，由于从北京中国科学院来的真资格的造反派，加以批评，加以鼓动，加以示范，加以打砸抢，革命形势便大大地改观了。
我这个被领导抛出来，早已在机关里被批得体无完肤，在报纸上被批得臭不可闻，后来又被北京来的“标准”造反派视为“土”造反派的机关造反派揪出来，批判得也可以说是够深够透的了。可是中国科学院来的造反派还认为批得很不像样，还要把我拿出来回炉。于是洋的土的造反派联合起来，把革命群众再动员起来，重新把我像烤烧饼似地翻过来掀过去地批判斗争，又搞了一阵。我的人身可以被随便什么派的英雄们拉到这里去示众，捉到那里去现相。机关里某些“昨天并肩呼战友”的人，忽然“今朝反目疾深仇”，扬扬得意地对我反戈一击，赢得造反派的青睐。有些过去对我恭顺得令我生厌的“好”干部，忽然也写出洋洋洒洒的大字报，揭我的“老底”，到“打马联络站”当狗头军师去了。还有在机关大错误不犯，小错误不断，郁郁不得志，年年泡病号，走过几千里路，有相当资格的干部，也忽然抱病站出来，义形于色地担任对我进行监管的勤务员，在我打扫楼房地坝和厕所的体罚中，故意挑剔。这时候真是“汹汹者天下皆是也”，正如有人说的连平常呆在角落里的臭嘎渣子也跳了出来，趁火打劫来了。我的家门户洞开，无论白天晚上，无论什么人都可以提起皮带，大摇大摆地进来，爱拿什么就拿什么。
这样又搞了一两个月，我终于被造反派认定够得上批深批透，斗倒斗臭的标准，定谳为死不改悔、打倒在地、永世不得翻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的标准人物了。于是我被扔在一边，被勒令搬到一间不过十平方米的小屋子，监管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