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0月，我从流放地苗溪劳改农场被押解回成都。我想大概是到了发落我的时候了，我被流放出去以前，早已听说第一把手放出话来，说是这一次准备捉二十万右派分子，叫我带队到大凉山去开荒。我心里很平静，只等待着一声令下，就走上二十万开荒大军总司令的光荣岗位，在那蛮荒之地做出最后的奉献，终老一生，倒也安然。
但是奇怪，回来以后，监视我的三条汉子突然撤走了，再也没有人来管我。我的家人可以自由地来看望我，我才知道形势真正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家人说：“现在天下大乱，造反派提出‘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口号，西南局和省市委已经被彻底打垮，机关已经被造反派占领了。西南局和省委的头头们不特管不了你，连他们自己的安全也不能保证，有的已经被造反派抓了起来，有的躲得不知踪影，有的已经自杀，命丧黄泉。”
我被流放在外才不过两三个月，成都却已经发生了真叫翻天覆地的变化，真是“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呀。
我的家人告诉我：“西南局里只有一个人没有动，他也没有躲，那就是彭德怀彭老总。”
“他有那么大的胆子？难道他不知道报上的《评海瑞罢官》，矛头就对着他的？”我说。
“他才不怕呢，他还到大街上去看大字报，还在家里接待红卫兵呢。”我的家人把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倔老头的行径告诉了我。
彭德怀，在中国真可以说是妇孺皆知，而且是世界名将。不特因为他是革命元勋，老元帅，也不仅他曾统帅过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打败过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美国佬，而且因为他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敢于批评“三面红旗”，捋了龙须，冒犯龙颜，结果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罢了官，搬出中南海，到北京西山下吴家花园种地去，过了六年隐居生活。就因为他和张闻天在庐山上闯了祸，于是当时在全国发动了一个批判右倾，捉了几十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大运动。彭德怀名声也就远播海内外，成为真有点像海瑞那样敢于直言犯上，为民请命的“忠臣”。
1965年，彭德怀不甘寂寞，向毛主席上书，写了八万言。毛主席召见了他，并且请他吃了饭，喝了酒。毛主席轻言责备他：“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就写八万字。”在席间，说到庐山会议时，毛主席以一个领袖的宽容胸怀和自我批评精神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当时就决定叫彭德怀到西南地区参加“大三线建设”的领导工作。
于是彭德怀决定于这年的11月28日离京到成都，这一天对于彭总很有意义，二十五年前的那一天正是他统帅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到朝鲜去抗美援朝的日子。30日他到了成都，随即去西南局报到，被安排在永兴巷7号东头小院里居住。他被宣布为西南局建委第三副主任，主任是西南局书记兼着，真正管事的第一副主任程子华，是他的老部下。虽然他被安排为第三副主任，大家对他都十分敬重，到底是开国元勋嘛。我当时在科委任副主任，没有想到我竟然有机会和彭总在一个机关共事，对于他这样一生革命、功勋卓著、正气浩然，耿直倔强的老人，我不只是敬重，简直是崇拜了。对于他只能安排做建委第三副主任，感觉不好理解，现在在西南局居于书记和部委领导的人，有哪一个资格比他老，贡献比他大？但是我不敢说，甚至不敢想，领导自有深远的考虑。
果然，在一次只有部委少数领导在座的办公会上，我们的第一把手毫不掩饰地对我们说：“大家对彭总一定要表现出尊重的样子，但是他如果问到什么，凡是属于机密的，不要让他知道。他有些什么问题，要直接向我汇报，我还要对主席负责呢。”这使我听起来非常吃惊。彭总能有什么问题，他不就是庐山会议的问题吗？毛主席不是说真理可能在他那一边而且后来的事实不也证明了吗？我想不通，但是这不是我应该想的事，不想也罢。后来我听说，彭总分工只管三线建设中煤、电、气等这一方面的事，三线建设的核心是大大小小的国防工程，他自然是不能接触的了。至于部队，听说更是有严格规定，不能让他和军队有任何接触。而且后来发现，就是这些民用工程方面，也给下面打过招呼，凡属保密的，一不汇报，二不让参观。我知道后，也不感到奇怪了。
但是彭总好像从不计较这些，也许他并不知道，或者他知道但装得看起来并不知道的样子。听说他来西南局后，深居简出，绝不过问他所管范围外的事情，更是避免接触军队方面的人。他从来不和熟人打招呼，更不敢和他的老战友往来，甚至连见面也不敢见。
这是后来才听说的。他的老战友、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在庐山会议上和他同案，后来被发落到四川工作，正在成都，彭总知道了十分高兴。听说住在童子街，隔彭总住地很近。他是多么想和自己的老战友也是老难友相见呀。他先派警卫参谋去侦察清楚了邓华住在童子街房子的准确地方，然后和警卫参谋化装前去相会。他们走到邓华的住房外边，只看了一会儿，没有进那座房子，彭总就决然地离开，回永兴巷去了。他和邓华的感情是很深的，既然知道一同住在成都，老战友互相看望一下，也是人情之常。但是由于政治上需要避嫌，他们却不敢相见。彭总只是看一下邓华住的房子便离开了。那用理智强压着的感情，是可想而知了。在这同时，邓华得知彭总到了成都，在省第二招待所西楼办公的时候，也曾兴冲冲地跑去看望彭总，可是真的看到彭总走进来，邓华却避开，走掉了。后来还说在彭总被抓走以后，清理他的保险柜时，看到里面除开手枪、捆扎好、附了条子准备用作交党费和送给警卫参谋的两扎钞票外，就只有一个烟盒，上面刻着邓华“送给彭德怀同志留念”的字样，从这里就可见他们两人之间感情的深厚了。彭德怀曾经去看过邓华住的房子的事，后来彭总的警卫参谋曾经告诉过邓华，邓华引为极大的宽慰，而邓华也曾去看过彭总的事，彭总却至死不知道，成为终身遗憾。
彭总一到成都，就以高度的积极性投入到工作中去。他以老迈之身，马不停蹄地在四川、贵州各地奔走，深入到领导从来没有去过的角落，深入到工矿职工食堂工人家庭中去，甚至关心到煤矿劳改犯的安全问题。须知这个时候，他已经得知《人民日报》上刊出《评海瑞罢官》的大文，并且该也听到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这样很有分量的话了呀。彭总却以坦**的襟怀，毫不计较，一心扑在工作上。有人说，也许他“计较”过，他知道他能工作的时间大概不多了，所以他抓住还能工作的机会，拼命工作，直到不准他工作的时间的到来。果然，在“文革”刚发动的1966年的6月，西南局建委奉命对他进行了一个月的内部批判，他失去了继续工作的资格。
对于彭德怀的批判，我当时没有听说，因为六七月也正是对我展开大批判的时候。后来才知道同时在西南内摆开了三个战场，一是批彭德怀，其余两个是批我和张黎群。只是我们两个是大张旗鼓地在机关和报纸上公开进行的，批彭德怀却是在建委小范围内关起门来进行的。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后来还是传出来了。
这年5月，彭总正在大足视察，突然得到通知，要他立刻回成都参加学习《5.16通知》，他回来后一参加学习会，便转为对他的批判。像对我和张黎群一样，什么学习会？明明是批判会！听说批判彭德怀的会刚开始，气氛沉闷，大家只管抽烟，主持批判的西南局领导同志叫大家发言，准备好的批判枪手就把矛头对准了彭德怀，机关枪大炮一起开起火来。说他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党，到了西南局仍不知悔改，给群众小恩小惠，收买人心……如此等等。彭总才明白，原来一切战斗准备，早已安排就绪。彭总是久经战场的人，包括批判的战场在内。他大概从报上批海瑞时说要害是罢官时，就已经早有预感，所以他沉着地听着，不发一言，群众性的发言说他反党反毛主席，没有什么关系。
直到西南局领导同志发言导向，也直指彭总说他反党、反毛主席，这当然是具有权威性的了。并且问他与彭真、邓小平是什么关系，彭总才忍不住回答几句，说：“本来不想到西南来，是毛主席把我叫去，请我吃了饭，还喝了酒。他要我到西南来搞三线建设，他还说庐山会议的事不说了，真理可能在我这边。这样说我才答应来的。我怎么会反党反毛主席？我彭德怀有错，也有功，功一面，错一面。但不能说我反革命一面，革命一面，那样说我，我不服。”他又说：“叫我是三反分子，去问问毛主席，主席绝不会同意的。我已经是政治上的僵尸了，有什么好批的？”从此他再也不说话了。这样批了他一个星期，再也批不下去，领导只好说：“彭德怀是只死老虎，态度不好，不再批了。”就此完事。
彭总到底是革命元勋，名声太大，虎倒还有余威哩。而且他到西南局来，以老迈之身深入建设基层，精业从事，在机关平易近人，从来不摆架子，廉洁自奉，生活简朴，为人耿介，不搞阴谋，这早已在西南局赢得好的官声，谁能忍心去诬蔑他呢？领导就是有心，也难以为继。批彭德怀的这个战场只好归于沉寂。只有我和张黎群这种小嘎渣子，才能按住批个不完，机关批，报上批，工厂学校拉去批，农村批，这两个战场倒是轰轰烈烈地搞了几个月，真可算是达到了批深批透，批倒批臭了。
我虽然有幸和彭总共过事，却无机会和他往来。只是那年11月他路过南充住在招待所时，我因为是下放南充的西南局干部，也住在那里，一听说彭总来了，我就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去看望他。他的耿介不阿，敢于直言的秉性，是当前最可贵的，是我私下里崇敬和学习的榜样。既然住在一个招待所里，我怎么能错过这个机会，不去看望他一下呢？于是我乘着他一个人正在房里休息的时候，闯了进去，我自我介绍说是西南局宣传部的干部，他接待了我，才得以和他见了一面。使我惊异的是一个名震遐迩威武的彭大元帅，却变成了这么一个身材不高、瘦弱矍铄，一头衰发的干瘪老头。不过他的那双眼睛却还是那么炯炯有神。由于两颊瘦削，那本来很阔向下弯曲的两片嘴唇，像两片坚实的铁片叠在一起，更显出他的坚毅的性格。身上穿着好像还是50年代初给每一个高级干部缝制的那套粗呢制服，显得陈旧。但是他却显得那么心安理得的样子。
我和他围坐在小火炉前，随便谈了起来。他是贫苦农民出身的人，到了哪里总是关心农民的生活。他知道我正在农村里跑动，便问我那里乡下农民的生活情况。我对他只得如实地说，我说，不大好，有的地方还很不好，真叫作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我说我下到农村来，才知道我们作了十几年的努力，不知怎么搞的，农民还是这么穷困。我有点激动地说：“我们穿着四个兜的干净的制服，每天在招待所吃着几荤几素的伙食，哪里知道有的社员还是穿的巾巾吊吊，吃的汤汤水水？”
他见我有这点觉悟，而且敢于直言，便对我颇有好感，谈话随便一些了。我说我下来以后，才从农民口里听到我过去从来没有听到的严重情况。我把我们搞“四清”，发动社员诉苦时，社员一诉就诉到自然灾害那几年他们那里饿死了多少人，弄得我们啼笑皆非的狼狈情况告诉了他。他首先对于我说的“自然灾害”几个字，好像就有反感，立起眉毛望我一眼，接着问我：“那几年四川农村有那么严重吗？”我说那几年四川好像比有的外省更要困难一些。我知道四川办的公共食堂比别的省多坚持了几个月，因此多死了一些人。另一方面，据社员说，那几年征购粮食征得太多，把他们的口粮也搜刮得没有留下多少了，有的地方简直是翻箱倒柜，整得鸡飞狗跳。有的地方关系紧张到社员反抗，不得不派武装去弹压，有的社员对我说，连机关枪都对他们架起来了。彭总问：“怎么闹得那么严重？”我说这是那几年搞“大跃进”，办人民公社吃了好大喜功的亏。上面强迫命令，硬往下压指标，下面为了挣“表现”，迎合领导，便弄虚作假，谎报产量。据社员说，上面派人去查，干部就用稻草垫仓库，上面铺一层稻谷来打掩护。因此四川向中央的确多报了产量，中央就向四川多征购二十亿斤粮食。既然向中央说了大话，就要兑现，不得不把社员的口粮也征购了一部分。这样一来，哪有不饿死人的。我说我下来听到社员对我们的第一把手反应很大，有的说怪话：“二十亿斤粮食换了一个政治局委员”。死了那么多的人，他们诉苦当然会诉到我们的头上来。因为农民的元气大伤，到现在也还是很困难。
说到这里，我们谈话的题目，自然就转到“大跃进”搞浮夸的事，自然也转到庐山会议的事。他说他在庐山会议上发言，也是他调查了实际情况后才说的，他说他哪里想反对毛主席，只是毛主席想搞快点，他想搞慢点的快慢之争罢了。没想到弄得那么严重，以致毛主席说他彭德怀再带兵，他就要上山打游击。说得这么严重，他还敢说什么？只得认错，结果给他头上戴上一顶右倾机会主义帽子。
我就说：“你认错，被戴上帽子倒也罢了，却给四川好多干部带来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他莫名其妙地看着我。我把庐山会议后，全国展开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运动，四川搞了一个特别做法的情况对他说了。我说：“当时在四川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更是搞得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因为四川搞这个运动有了创造性的发展，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就是把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集中起来，先不告诉庐山会议内情，把你彭德怀和张闻天的发言发给大家讨论，大家以为你们都是中央领导同志，谁敢发言表示反对，而且你们的发言，可以说正中大家下怀，于是纷纷发言表示拥护，并且记录在卷。这下好了，按发言纪录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抓一大把，得心应手，成绩斐然。”
他听了不禁眉头越皱越紧，他说：“我还没有想到我彭德怀一个人犯错误，还给你们四川的干部带来灾难。”
我说：“这哪能怪你彭总？不过后来过两年又搞‘一风吹’，都不算数，才解决了。”他听后不觉哑然失笑。
那晚上我回房间，一直睡不着，一直想着彭老总这个颇有性格的老革命。过去彭总在陕北统率人民军队以少胜多大败蒋军时，毛主席称道说“谁能立马横刀，唯我彭大将军”。解放后又亲率中国志愿军到朝鲜抗美援朝，打败美国佬，何等英勇，立了何等功劳？谁知就因在庐山会议上直言忠谏，就被批判打倒，闲置在野几年，变成衰翁，才弄到三线来加以安置，令人浩叹。但是一想，这也没有什么奇怪，自古功高震主，皎皎易污，峣峣易折，彭总命该如此。不过那次庐山会议上如果能听他和张闻天的忠言，我们国家会是怎么的不同呢？我想着想着，忽然想写诗。我真的写出了一首诗，后来没有敢敲定，几乎淡忘了。现在还大概想得起来，加以补正录出：
初见彭大将军
彭大将军谁复识，
灯前白发老衰翁。
为民请命千秋范，
立马横刀百代功。
皎皎易污随处是，
峣峣必折古今同。
任他朔北霜风劲，
岂撼长城铁甲松？
我想着彭总的遭遇，就联想起我当时的处境来。我也正是因为在科技政策上说了真话，顶了上级，而被发配到这山乡来淹蹇度日。妻子病重在北京住医院，我得到病危通知，也不能去看顾，实在心酸。我曾为此做过一首七律诗，抄出修改，却不敢送给彭总看。这首诗现在还存我的待改诗稿中，名曰《无题》。
无端获罪此栖迟，
正是江山摇落时。
残菊独寻荒草地，
寒鸦晚噪冷霜枝。
文章有骨身当罪，
宦海无能命似鸡。
忍看严冬笼四野，
春花怒放曷能期。
彭总无端被西南局领导关起门来批了一通，大概总有从上面来的令牌吧。不然西南局主持批判会的领导同志怎么有胆子在会上指责他反党反毛主席呢？但是听说彭总还声称坚决拥护毛主席亲自发动的“**”的，他不仅很有兴趣得到大街上看群众的大字报，还天真地在家里多次接待红卫兵。听说红卫兵要去重走红军长征的路，他给红卫兵出主意，如何走法。就是后来形势有些变化，西南局的领导同志们被红卫兵搞得不得不东藏西躲起来，建委领导程子华很关心彭总的安全，派人说服他，要他也出去躲一躲，他却很不以为然，说：“我看你们也是‘怕’字当头，你看过‘十六条’没有？有什么可怕的？坏人有，毕竟是少数，群众会辨认出来的。我反正不走。”再三劝他，他甚至发火说：“你们这些共产党人，真没有道理。胆小鬼，这样害怕群众。我不怕他们，群众起来了有什么可怕的呢？你越怕不越说明你有鬼吗？你们要走，你们走，我不走，学生来揪我，我就跟他们走，有什么可怕的？日本鬼子，美国鬼子都见过，有什么了不起！”
彭总出于对于毛主席的一片忠心，对于毛主席提倡的红卫兵，自然是十分相信的。他说：“他们是革命小将，很好嘛。我们党有缺点应当让他们揭！中央指示要在党委领导下闹革命，他们越轨，可以做工作引导嘛。”听说他还为此给毛主席写了报告。他哪里知道，毛主席发动这次“**”，其根本目的不是只为了揭发工作中的缺点，而是要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更要把睡在他老人家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揪出来。除开已经揪出来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陶铸等等大人物外，显然还把目标对着了最危险的军内“一小撮”，也就是那些掌握军权的老帅们，其中未必就把功高震主而一贯桀骜敖不驯、虽已下野而人望尚高的彭大将军忘怀了。说不定才走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地位的林帅，正在十分地关怀他呢。
他不知道毛主席既然已经被推为世界上反修防修的旗手，岂能容许在他老人家的身边睡着像赫鲁晓夫这样的修正主义人物？不在生前把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人物清除掉，把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坚持马列主义、对他老人家绝对忠诚的接班人手里，那怎么可以呢？
谁们能作可靠的接班人？要说马列主义水平高，那要数康生、陈伯达，要说忠心耿耿，第一自然要数特别提倡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林彪了。是他最热心地提出口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后来还加了一句：“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就是这个毛主席的“好学生”，要大家把《毛主席语录》像宗教信徒对待《圣经》一样来虔诚对待，要像一个宗教信徒念经那样“天天读”，要“一句顶一万句”，要“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急用先学”。似乎只要学进去了，便可以获得像道士念咒语一样的法力无边，可以产生无所不能的神力。事实上在报上已经刊登出许多发挥了这种超乎人力的神功的报道，说得有鼻子有眼，你是不能不信的。虽然毛主席他老人家在给江青的信中说过：我那几本小册子哪有那么大作用？但是在报上还是不断看到这种神话般的故事。
还有谁们是可靠的人？自然是信誓旦旦与修正主义不共天日，可以“为王前驱”、作为反修防修的急先锋的卫士和打手的“中央文革”的几员大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物和他们统帅的号称“天兵天将”的成千万的红卫兵了。江青虽然是第一夫人，而且听说有“不干政”的先约，但是人才是举，内举不避亲，这是古已有之的明训嘛。
听说彭总到成都来时带了不少的书，他还新买了一部《二十四史》，他在北京的一部，说是送给毛主席了。看来他其实没有认真读过《二十四史》，至少没有读通。毛主席是学富古今、经纶天地的开国领袖，他对于《二十四史》自然是读得很透，理解最深的了。彭总要是好好读一读历代开国历史，就会知道所有的开国之君，都是按“君君臣臣”的规矩来处理上下级关系的，再也不是打江山时的那种伙伴关系，毛主席曾亲口对斯诺说过“是要有一点个人崇拜才好”的话，你彭德怀怎么可以像过去钻山沟时亲密地喊起“老毛”来？怎么可以像海瑞那样敢于当朝说“大办钢铁”的不是，敢说“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呢？无怪乎彭总在庐山上犯那么大的错误，被罢了国防部长的官，最后看在开国元戎份上，贬到西南来当个建委第三副主任了。
我后来还和彭总见到过一次。那是过春节的时候，我也回成都过节。适逢机关里举行一个联欢晚会，我去参加了。一进小礼堂，看到在前排摆了一排沙发，后面便是摆了一排排的椅子。这是老规矩，前排是供西南局的书记和秘书长们坐的，后面前排是供部、委、办级的领导同志坐的。我进去按规定坐在后面的一排。过一会儿我看到彭总也来了，他不是西南局的书记，连建委的常委也不是，只是一般的副主任，自觉地坐在第二排靠边的座位上。这也似乎成了通例，首长照例按从小到大的次序早迟进场，从边到中的沙发上就坐，开始来了几位书记和秘书长，坐进前排沙发。当时我，恐怕还不只我，对于这些新进的、嘴巴没毛的领导人那么悠然自得地坐进前排沙发，而革命元勋彭德怀却坐在后边，感到有气。我就对彭总轻声说，旁边别的同志也一起说：“彭总，坐前面沙发里去。”彭总摇头，坚决地拒绝了。过一会儿，主要的几把手来了，不知道他们看到彭总没有，谁也没有向彭总打招呼，就坐进中间的沙发里了。那个服务员却有意思，在给坐沙发的领导送茶水的时候，偏给彭总也送一杯。彭总居然也接了。但是我注意到，在节目开始后，彭总却趁黑暗时，悄悄地从旁边退出去了，我是注意到了的。从那以后，我便再也没有看到彭总了。
1966年的冬天，造反派更加得势，西南局、省市委的领导很多被捉起来，遭到批判，有的戴高帽子游街，到处都在打砸抢，真是天下大乱了。但是听说“中央文革”认为乱得还不够，而且听到“天下大乱，大乱才能大治”的指示。这时的彭总，虽然他很听毛主席的话，相信群众相信党，但是群众这么乱来，党委完全瘫痪，他却从未见过，这和他想的不一样。红卫兵来找他时的态度也越来越恶劣，他知道从报上批海瑞点他的名，不会是偶然的事，他的情况可能更为严重，北京谋算他的人可能正在行动，大概他迟早会被红卫兵抓起来。但是他还是不愿意像有些领导同志那样躲出去，而是悄悄地做了后事的安排。他连把他的钱捆扎起来，注明交党费和送给困难的部下的事也没忘记。他真是“时刻准备着”了。
果然在12月下旬，北京来了红卫兵，拿着尚方宝剑，而且来的不只一批，都是奉“中央文革”之命，来成都揪他的。两派的红卫兵为了抢功，把彭总抢来抢去地争斗一番之后，幸得周总理的安排，由红卫兵和解放军共同押着他坐火车到了北京。彭总自己已经知道将有什么恶运落到他的头上来，他到北京后给毛主席写了一封最后的信，并且在信的末尾写上“向你最后一次敬礼！祝你万寿无疆！”
果然他到北京后，戚本禹、关锋秉承江青、康生的旨意，叫红卫兵拉去在北航等校批斗，由于彭总宁折不弯，宁死不屈，受到严重的虐待和打击，以致肋骨被打断，满身是伤，他的老迈之身，被摧残得奄奄一息。但是彭总的坚持真理，不说假话，宁死不屈的浩然正气，叫那些打手们也不能不吓得胆战心惊。他已经重病住院，生命垂危，还爱惜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荣誉，他说：“我从来不怕死，现在问题没有搞清楚，我要活下去，我要见毛主席。”他认为党和国家领导层中有奸细，说：“现在有人利用革命口号向党进攻！”直到他最后一息，他对他的侄女说：“你们要记住呀，我是被特务害死的。”1974年11月29日，英名一世的彭大将军去世了，中国一颗闪光的将星陨落了。
彭总于1966年12月在成都被抓走后，我再也没有听说他的消息，但是我心里一直不能忘记他。他在被抓走后，我曾经写过一首诗，其中有“将军大树，尚且飘零，我辈草芥，何得幸存？”的句子。其余诗句虽然淡忘了，意思却一直记得。“文革”后我整理我的“文革”诗时，又恢复成一首七律诗，《闻彭德怀被红卫兵捕走》：
跳梁小丑竟逞凶，
彭大将军忽失踪。
伟伟栋梁遭斧伐，
莘莘草芥泣途穷。
为民请命声名在，
立马横刀气概雄。
大树飘零今已矣，
巴山夜雨哭元戎。
1984年，我有幸上庐山，特别去参观了庐山会议会址，我即兴又写了一首诗《游庐山会议旧址十韵》，以追思彭大将军。诗曰：
惊雷从天落，风雨黯庐山。
廾余年前事，至今齿发寒。
诤言诬机枪，谁识寸心丹？
廷争获贬谴，帽子惊千官。
众口如寒蝉，几人庆弹冠？
文革继张扬，国步日益艰。
宵小窃国柄，元戎命如菅。
幸得重持平，国泰民复安。
人事如逝水，凭吊还长叹。
会址今来游，流水仍潺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