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街上到处看大字报，却通街一直没有看到揭批我们的第二把手，我们的常务书记的大字报。我们一直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要说搞修正主义的话，应该说他的“罪行”比我大得多。后来我才知道，他在被抓起来批了一通之后，得到北京的御批，结合到省革筹当第几把手去了，自然也就不会有批判他的大字报。那时的事情就是这么怪，只有利害，没有是非。北京的造反司令部明白，四川这么大一个省，不找出几个有威望的老干部来结合进省革委，要把事情摆平，也是不容易的。于是就选中了我们的第二把手，也不管他是不是走资派了。
我们这位第二把手，过去工作严肃，为人厚道，作风正派，对我们这些他下面的干部也了解，当时我想，有他结合进新领导班子里去，对于解决我们这些老同志的问题，也许会有帮助。后来果然是这样。许多原在西南局和四川省委工作的老干部，都由他以工作需要人为理由，哪怕弄出来名列造反派之后当第四把手五把手，以致有当第八把手的，总算解决了问题。许多老同志都是这样被“解放”出来的。连我这个大家认为十恶不赦的“死老虎”，也是由他催着查清问题，宣布“解放”的。
当时，外面有传说，第二把手能够结合进省革筹，是得力于他和江青有一段往事的渊源。后来我从印有江青的《3·15》讲话的一份传单上，果然看到江青认他是她的入党接受人的含糊不清的记载。当时我们的第二把手，似乎也没有持异议，一样地含糊过去。我获得“解放”后，他正任省委书记，有一回，我到他家里去看他，闲谈起来，问起他是不是江青入党的接受人，他却说，哪里的话，30年代他在北京作地下党领导工作时，是曾经和江青接过一次头，仅此而已。然而当时江青要那么说，在那种场合，他能怎么样呢？只得哼哼唧唧地混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