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使我感动、也是最叫我没有想到的是，我竟然能够利用这样的场合，对少数青年进行了一点革命传统教育。
他们大概听什么狗头军师的指教，通过写材料和校对材料，抓我的漏眼以实行突破。在核对材料时，就不能不让我口头向他们谈当时地下党工作和活动的一些详细情况，一些地下党人进行英勇机智斗争的过程和感人的细节。这种细节，我在我写的许多小说中有些引用，可惜这些青年中很少人读过我的作品。似乎他们只知道我是在报纸上被批得体无完肤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文艺黑帮。也许正因为要校对鄂西事件的过程，我讲了《清江壮歌》的某些情节，才引起他们有人去找出《清江壮歌》的残本来看的吧。
中国共产党人几十年中所进行的英勇顽强、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是可以感天地泣鬼神的。一个真正爱国的青年听了不可能无动于衷。经过我这个曾亲身参与其事的老人，把一些烈士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以及我们在白区那种特殊环境中进行地下斗争的斗智斗勇的过程，讲给他们听，改变了他们的一些印象。从那些造谣中伤的大字报上，只能叫他们看出，这些当权派都是一些从来不干好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现在他们从我的描述中发现，原来还是有许多好人，其革命性是不亚于他们的。有时候讲得他们张大眼睛惊奇地看着我，眉开眼笑，好像是在读惊险小说，然而我讲的是事实。
当然，有的红卫兵造反派以及别的造反派，不会相信我所讲的事实。他们以为那是天方夜谭，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事，真有这样为理想而慷慨赴死的人？有的人以为这是我这个在他们心目中即将戴上叛徒帽子的人的谎言。其中有一个幸灾乐祸的红卫兵，甚至对我说：“你不是说你们做地下党工作的人很‘狡猾’很‘警觉’——这是他对于我说的地下革命者的‘机智’‘机警’一词的理解——吗？你不是很会搞‘阴谋诡计’吗？怎么我们略施小计，就把你俘虏到这里来了呢？”
我没有想到，他竟然这样来类比和理解问题。我之对于红卫兵怎么可以和我之对于国民党特务一样看法呢？我对于红卫兵的某些打砸抢的做法，某些不讲道理、非人道非理性的行为，有些看法，但是我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作我的敌人。甚至我对那个常常和我有些接触的“眼镜”红卫兵有相当的好感，他讲道理，有人情味。就是在这里的有的红卫兵对我的粗暴行为，也只以盲动、幼稚、缺乏教养来理解。没有把他们当作仇人或敌人。说实在的，我要是真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我自然会对他们保持高度的警戒，采取种种措施保护自己，他们休想对我说几句花言巧语，说是去西南局核对什么材料，便能把我诓了出去，上了他们的汽车。
但是从他的这一席话，却引起我的思考。看来他们是把我不当作一个老干部来进行政治历史审查，而是把我当作他们的敌人看待的。他们不把我打成叛徒，是誓不罢休的。要他们把我从这里放出去的希望很渺茫。我必须想办法从这里逃出去，才是我的最佳选择。现在要从他们如此严密看守之下逃出去，有相当大的难度。我必须发挥我做地下工作时的机智勇敢，调动我做秘密工作的一切手段，才有可能逃出去。对，我必须设法从这里逃出去。我下定了这个决心。
决心下定，我就必须开始来研究我一周围的情况，包括我所居住的环境的一切细节，要研究所有来看守我的人，他们的品性、行为、生活习惯、警觉性，对我的观感和态度，要研究和设想可能逃走的路线、时机、天候和可能遇到的突发不利条件，要开始物色和准备逃走时必须使用的工具、伪装。要开始来做出各种麻痹他们和买好他们中一些人的姿态。如此等等，我必须从现在开始就开动自己的脑筋，和他们斗智斗力，看看到底谁斗过谁。
我写材料不知写过多少份了（根据我现在手头的材料数一下，不过一百天内，不算我为了避免他们查漏洞我复写留底的份数，我写好交去的有八十几份，几乎每天写一份，实际上后面一个多月没有写多少份，集中在前面一个多月，那就是差不多每天写两份了），他们审查我开的斗争会也不记得有多少次了。他们老是那么来回折腾地做劳而无功的重复工作，我也从感到厌烦变得麻木以致无所谓了，看你几爷子能把我怎么样。看来他们也没有什么新招儿把我奈何了。于是他们来找我写材料和核对材料的次数越来越少，几乎把我晾在一边。这样却更好，我有机会来思考如何从这里逃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