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关押我的这幢教学楼的对面，是一幢学生宿舍楼。就在我的对面一间宿舍里住着五六个学生，大概也是红卫兵。他们的活动我都看得见，大声说话时也听得到。我在这面的活动，他们也看得见，红卫兵在我的房间里对我进行教导、训斥或勒令时，他们也听得见。因此他们当然知道我是被俘者，正在过关。
有一天傍晚时分，看守我的人吃饭去了，我正坐在窗口。忽然我看到对面宿舍的窗子里，有学生举起一张上面写着什么字的白纸板，向我摇动，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另外一个学生在窗里对我招手，指向那张纸板，显然是要我看那张纸板上的字。我猜想他们也许是不想使我这边楼上其他的窗口看到那张纸板，所以经过他们的物理计算，把纸板举在他们房间的深部，只有从我这窗口才看得见。正因为这样，光线不好，我看不清楚。他们接着把电灯打开，我才看清楚了。那纸板上写着大字：“你是什么人？姓名？”接着他们把纸板翻过去，上面写着：“你要传话出去吗？”
这是什么意思呢？不过我马上下意识地警觉，我绝不能和他们打招呼。不用说更不能告诉他们我是谁。说不定这又是红卫兵在和我耍什么花枪，想要知道我是不是有什么异动，故意设下陷阱。这些红卫兵我不能再看得太单纯了，他们已经从他们的上级那儿学会了“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道理，是什么花样也玩得出来的。
我没有理会。接着另外一张纸举起来，那上面画着一匹马，在旁边打着一个大问号。我一眼看出他们想问我是不是姓马。这是什么意思？我还是以不理会为好。他们有一个人走到窗口，对着我张嘴在说话，可是只见嘴动，却没有出声音，我自然无法从他的嘴形猜出他说的是什么。他们无可奈何了。
过了几天，有一天早上，我忽然听到就在我对面宿舍二层楼上，许多人在大喊大叫。接着我看到一群红卫兵涌进我对面那间房间，气势汹汹，和住在那里的几个学生开始吵，接着就打起来了。他们几个学生当然不是涌进来的一群人的对手，不一会，就只听到他们在哎呀哎呀地叫唤，被打得趴在地上了。
从那乱纷纷的吵闹和恶骂声里，我才大体上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原来这间宿舍里的几个学生和在这个大院里居于统治地位的红卫兵，不是一个“观点”的，可能是和这里的“红成”派对立派别的红卫兵，更可能是和“红成”派结成生死冤家的“八·二六”派的红卫兵。我从对他们这样的打骂声里听得出来：“原来你们是‘爬儿驴’的奸细，竟然敢混到老子们的司令部里搞侦察来了。”
从这几句话里，我听出来了。关我的这个地方原来是“红成”派的司令部。对面宿舍里住的那几个学生肯定是“八·二六”派的，他们在纸板上写字向我提问，原来是“八·二六”派进来搞侦察活动，想要弄清楚我到底是什么人。
真是危险。如果他们发现我真和“八·二六”派的人在交通，那就有我好看的了。幸喜我根本没有理会他们。过不多一会，他们把这几个学生拉拉扯扯地弄下楼去，不知弄到哪里去了，大概有罪够他们受的了。不过也许后来从轻发落，把他们赶出大院去便罢了，因为我从他们来问我话的口气里听出来。
后来他们来问我的话。问我：“你知道你窗口对面宿舍里住的什么人吗？”
我直接地回答：“我怎么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他们向你打过招呼吗？”
我毫不迟疑地回答：“从来没有。”
“你不老实。他们有人在窗口向你张嘴巴，想要说话。”
我还是一口咬定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谁张什么嘴。”
他们诈我不成，只得走了。然而可以看出，他们一直是把我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的。他们大概也看出我的确没有和对面的人有任何干系。
看起来那几个学生用过地写着字的纸板，早已被他们销毁了，他们没有拿到任何证据，只是看到过他们有人在他们的窗口向我张过嘴，却没有说话，这也不能说成是证据，不过怀疑而已。所以只得把他们赶出大院了事。
然而正因为这几个人被赶出大院，便生出了后来的许多事情，一时间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