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被关到监狱里来，总是烦躁不安，心里愤愤不平。凭什么要把我关到监狱里来？要说走资，大家都走过资，为什么他们走资可以送到弯丘“五七干校”去学习、劳动改造，我走资却被关到这个鸽子笼里来？要说我是“**”一开始就被揪出来的老走资派，但是决定把我揪出来的人不是已经成为公认的最大走资派，正批判他一贯整人吗？为什么被他整过的刘结挺、张西挺两口子，“文革”初跑到北京去投靠“文革小组”，被康生看中，就一个跟斗翻了上去坐上省革委的金交椅，成为响当当的革命派，发号施令，红极一时。而我也是被整过的人，却不得翻身，被最大的走资派整了，接着又被刘、张两口子拿来做他们开张的祭旗牺牲品，继续整我，甚至把我从北京抓回来，关到监狱里来？
关进来后，我只要一碰见管理头头，就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他总是不理会，或者只简单地说：“我们只管奉命行事。”问得他不耐烦了，他反倒批评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态度不端正，别人都安心地在这里面学习反省，你却总是在闹，和守卫的闹，和外调的闹。你是不是冤枉，你是不是叛徒，自有专案组调查，省革委做出结论，你急什么？”他的态度是和善的，讲的也的确有道理。我不是反革命，不是叛徒，就不怕审查。至于走资派，大家都走过资，更不用怕。我开始来说服自己。
后来我看到省委书记杨超放风时，那么与世无争，沉思默想，关起来就读书写笔记，拉出去斗，服帖地埋头听批，满不在乎。又看到艾芜那么心平气和地在小房里读英文马列主义的书，出来放风，就听那高树上好鸟唱歌，看那红梅翠竹和青天白云，多么自在。就是沙汀，历来脾气躁辣，进来时也是不安心，态度不佳。后来好像也想开了，看穿了，便和看守开玩笑似地不断喊“报告”，或在放风时说点“我们都成了没有裤腰带的人了”这样的幽默话，虽然那是一种黑色幽默。我从这一切，才觉得自己多么幼稚，多么浅薄，本来这是一个开玩笑演闹剧的时代，何必那么认真。于是我也抱了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
我单独一个人住在这种小笼里，闲得无聊，便开始自己来寻找排遣时光的办法。我在写材料之余，写起作品来，一写作品，便把自己拉回到过去的年代，想起青年时代的许多人和事，许多当时的好友、故交和烈士。他们都常常回到我的梦中来。既有痛苦，也有欢乐。就这样还无法排遣掉这一年又一年的时光，我便学艾芜那样，以一个作家锐敏的眼睛，来观察我周围的事物。我才发现，尽有许多我过去从来没有留心或者看得很平常的事物。从这些小事物里也尽可以寻到乐趣。我看艾芜就很会从一草一木中寻求乐趣，从劳动的收获里得到安慰。
我得好好向他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