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早上，我出号子去打饭，一个管理人员来对我说：“今天下午有人来看你，到时候我来叫你出去。”

我听了莫名其妙。往常有外调的人进来找我外调，都是临时由看守打开囚室，带我到一间办公室去，和外调的人见面。或者是提出去上批判会，也是先通知我一下，到时候叫我出去上车出发。今天却是早上就通知我，说下午有人来看我，又不说是什么人，这就有点怪了。那个时候，关在这里面的人，已经阴一个阳一个被放了出去，大概是在这里关了几个寒暑，问题已经搞清楚，于是放了出去。放出去的人，听说许多都调到省革委下这个组那个办里工作去了，而且不管是第五第六副组长，或是第七第八副主任，总是又去当权，而且是实际当权。名字摆在他们前面的组长副组长，主任副主任，不是造反派的头头，就是部队来“支左”的。他们对于地方党政部门的工作怎么个抓法，其实是一抹黑，特别是有关国计民生的部门，抓不好就连饭也吃不上。所以又把打倒了的关在监狱里的走资派放一些出来，已经下野、在家赋闲当逍遥派的请一些出山来，重登宝座。虽然不是官复原职，却是仍旧当实权。自然他们都是不敢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了。我们昭觉寺监狱这里，可以说是一个人才库，用这些走资派组织一个省的班子也够了。所以近来东一个西一个放出去，听说又上岗了。放出去前，照例省革委要来人谈话。

现在忽然通知我，说下午有人来看我，莫非是我的案子终于了结，要放我出去了？我心里揣摸着，出去以后，资本主义道路我是不敢走了，就是社会主义道路我也不想走了，还是逍遥一阵子再说吧。

下午我被叫了出去，走进一个会客室，抬眼一看，原来是我的女儿看我来了。一见了她，不知是悲从中来，还是喜从中来，我不禁潸然泪下。女儿却并不怎么样，一派喜色。过去每逢星期六下午，关在这里的走资派，都怀着满心喜悦，等待接受自己的家人子女送东西进来。但是不准和家人见面，送的东西都经过检查，连问好的纸条子也是不准夹带的。我也每星期六下午收到家人送来的东西，无非是些衣物和吃食。但是是谁送来的，我不知道，想必大半是我的女儿送来的吧。今天她不是送东西进来，而是看我来了，这是谁批准的呢？为什么会让她进来？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阴谋？我什么话也没有说，实在也是说不出来，故意冷冷地问她：“你怎么能进来看我呢？”

她说：“我是经过省革委批准，才进来的。”

我问：“为什么？”

她说：“我们同学都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就要下乡去插队落户去了。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随大家下乡去落户。我向省革委再三申请，才批准我走以前来看望你。”

什么“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什么“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一概不懂。还是我的女儿给我作了解释，我才明白了。原来是这些学生娃娃，在毛主席的号召下起来造走资派的反，凭这些“天兵天将”，奋起孙猴金箍棒，把走资派的旧政权砸烂，迎来了“新生红色政权”。现在省革委既然建立，造反派的头头们已经在各级革委安排了座次，其余大量的红卫兵已经派不上什么用场了。学校停办了，成千成万的学生，整天留在城里游逛，难免惹是生非，这对于红色政权是不利的。于是毛主席发出最高指示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既然伟大领袖说很有必要，大家岂有不响应的？于是全国成百万成千万的学生娃娃，背起背卷，上山下乡去了。

据女儿说，我们这些是不是反革命还没有定性的走资派的子女，表现好的，被称之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的女儿因为在学校第一批报名下乡，表示愿意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算是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于是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让她随学校的同学一起下去插队，接受教育，在劳动中改造。她也因此得到省革委的恩准，下乡前到监狱里来看望爸爸。

我问她：“你们到哪里去插队？是不是要去落户？”

女儿说：“我们是到西昌地区靠近云南省的宁南县插队。大家都表了决心，要在那里落户，干一辈子革命。”

我问：“你和哪些人一起去？有女娃娃吗？”

她说：“有好多个女的。”于是她说了一些名字，原来基本上都是一些走资派女儿，都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女儿说的那些地区，我解放前走过，都是最偏僻的荒凉之地，十分落后。而且那些地方听说有可怕的瘴气，也是更可怕的麻风病的滋生之地。怎么把这些才十几岁的娃娃送到那种地方去呢？特别是把一些十几岁的女娃娃送到那里去？到那种穷乡僻壤，她们怎么过日子？在乡下中了瘴气怎么办？遇到坏人怎么办？要是惹上麻风病，这可怎么得了？

这是后来才听说的，这些走资派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有意放到那些最艰苦的地方去的，那意思当然是说，这样才利于改造他们。即使这是省革委刘、张两口子决定的，我也不敢说他们两个是出于对老干部的仇恨。我只能这么想，既然是省革委领导的英明决策，我只有拥护的份儿了。

但是我当时真有说不出的苦。我的女儿，是她的“文革”初死去的妈妈临终托付给我的，她要是下去有个三长两短，我何以对她妈妈的在天之灵？我很想告诉女儿，到那种地方不是好事。可是在监管干部在一旁陪听的情况下，我不能说。不但不能说，还要说许多拥护最高领袖叫她们下乡去接受再教育的英明指示，以及省革委把她们送到最艰苦地方去锻炼的正确决定的话，而且我可以很容易地从《语录》中找到“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要去”以及“经风雨，见世面”这样的词条来加以阐说。在座的监管干部听了当然满意，可是我看我的女儿也听进去了，却感到担心。

会见的时限快到了，女儿起身告辞时，向我透露，她的一个朋友的爸爸在省革委工作，告诉她说，我的问题快要解决了。监管干部马上制止说：“在这里是不许谈这样的问题的。”我没有说什么，冷冷地说几句要女儿一路保重的话，便到号子里去，然而我的心不觉热了起来，我真的会快要“解放”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