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进行了四年多了。
党的“九大”以后，学习文件，读读报纸，都说是要对犯错误的干部落实政策，却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楼。省革委曾派人来找我谈话，先给我“灌米汤”，表扬我学习好，劳动好，可以放出去“跳加官”，但是我不想出去当官拥护谁时，他们拂袖而去，再无下文。我只好继续坐牢。
不久前，继邓华将军突然秘密押到北京被“解放”，当了中央委员后，和我一块劳动正欢的彭光伟，也忽然失踪，后来听说是被派出国当大使去了。最近，原来搞专政工作的两位老红军宣布解放，到省革委政法组工作去了。看起来正在阴一个阳一个地放出去。许多难友，在劳动中相见，都有喜色，盼望着有一天喜从天降。我当然也一样。
有一天吃晚饭时，我打好饭端进房里吃。我正埋头吃饭时，感到窗口有一个人影。我没有在意，以为是值勤看守，没有抬头看，只顾自己吃饭。当我打开家里才送进来的辣酱瓶挑辣酱吃时，窗外的人说话了：“哦，你还有一点特别供给呀。”
我抬头看，他笑了一下，原来是这里的总管刘团长。他以这种比较亲切的口气，和我说玩笑的话，过去是少有的。我也笑着说：“我最喜欢吃辣椒了。”说罢，我下意识地想照这里的规矩，停往不吃，准备站起来。
他忙说：“吃罢，吃罢。”
我吃了起来。他忽然问我：“这一个月你的粮票和伙食钱，家里送来了吗？”
我回答说：“送来了。”
他再也没有说什么，走过去了。
这却叫我奇怪了，他似乎从来没有这样对我说话，也从来没有过问过我的钱粮问题，为什么今天这样来关怀呢？
一晚上没有睡好，胡思乱想，莫非是……
我不敢相信，关在这里这么多人，前后才出去五个人。他们明显都是所谓犯了错误应该放出去“解放”的人，他们都是功劳很大的老红军，老公安，高级领导人。难道第六名竟然轮到我的头上，要放我出去回机关“参加斗、批、改”吗？
我不敢相信，但是又期望着。
第二天早上，我期望着的事并没有出现。这里的事情好像一切都按正常的轨道在运行。今天轮到我去打扫猪圈了，我马上穿上我的劳动服和胶鞋，准备拖起扫把到猪圈去。昨天我曾经梦想今天将要出现的喜事，并且决定，如果今天早上通知我说，今天放我出去，我坚决要求让我在这里作一次最后的劳动，让我去打扫猪圈。我一定要把猪圈打扫得干干净净，用水冲刷得没有一块猪粪痕迹，然后热情地向难友们告别，轻松地离开这里。
然而现在已经九点钟，预想的事情没有出现。我拖起扫把去把猪圈打扫干净，自然不是高标准的。然后我又到我们新开的菜地里看了一阵虫，才回到我的号子里，洗刷换衣服。这时已快要听到打午饭的哨声了。不要幻想了，老实呆着吧。
午饭以后，我补昨天晚上的瞌睡，早早睡午觉。睡得很熟，以致那看守兵开门，我没有听见，他把我摇醒。我坐起来莫名其妙。看到刘团长站在我的面前。他说：“你把东西收拾一下，搬家。”
搬家？他不说是放我出去，却说是搬家，这是什么意思？搬家在这里流行的含义，就是从这个临时关押人的看守所搬到正式监狱里去了。难道更坏的命运在等待我吗？我不解地问：“搬家？搬哪里去？”
刘团长笑了，说：“你还能搬哪里去？搬回你的机关去，放你出去了。”
“真的呀？”我真有点不相信，还以为自己在做梦呢。但是我抬头看，窗外的太阳正照在那大树的叶子上透亮，那麻雀正在喳喳地叫。是真的。呀，我真的要出去了！
我马上动手匆匆地胡乱收拾我的东西，巴不得扔了这些东西就走也行。刘团长看着笑了，他说：“不着急，你们单位来接你的车子还要过两个钟头才来呢，你慢慢收拾吧。”说罢，他走了。
我还是急急忙忙地收拾我的行李，其实没有多少东西，一会就收拾好了。我坐在**傻等，我想笑。我想唱歌，我想大声宣布：“我要出去了。”但是我什么也没有做，这是这里的纪律所不容许的。就傻坐着，也是我一生感到最快乐的时光。
看守兵没有再把房门拉上，挂上锁，他把门敞开，好像这里的一切规矩已经不适用了。但是我还是拘束地照规矩办，不是为了遵守纪律，而是作最后的享受似的。这样的生活将和我永远告别了。
“报告。”我下意识地叫：“我要上厕所。”
看守说：“你自己去就是了。”
不是我真想上厕所，而是我看到沙汀从我门口走过去，上厕所去了。我正想和沙汀说话，一则是想告诉他我被放出去了，二则我想把我做来送给他的诗交给他。我跟着他到了厕所，我告诉我出去的事，他当然高兴，只是说：“你出去，有机会时，问一下我和艾芜的事。”我答应了。我把我写的诗页摸出来交给他，他紧张地塞进裤包就匆匆走了。
我回到房里，这时大家都睡完午睡起来了。正是打水和放风的时候，许多人已经知道我要出去，虽然不好和我说话，却都以羡慕的眼光望着我。只有那位我的上司以冷漠的眼光看了我一下，便转过头去。“文革”初，就是他下命令把我看守起来的。他恐怕没有想到，我倒比他先走出监狱。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接我的车子还没有来。我又自由地走出号子门，到我和艾芜共种的冬瓜园子里去看一下我们的“元帅”和几个“将军”。这是艾芜老人给几个大冬瓜封的称号。我走过白菜地，路过洗澡间，可惜我再也没有机会在这里面洗一个澡再走了。
我再回到房间里，刘团长已经带着接我的人进来了。我一看原来是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的人。一问我才知道，西南局已经撤销，我只能回到西南科学分院去参加斗批改。西南科学分院原来也是我的工作单位，我自然也是那里的走资派了。刘团长向来人交代说，省革委指示，我的问题已经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现在回到原单位去参加斗批改。关于我的错误和政治历史上的遗留问题，由原单位解决。我听得很清楚，我的问题已经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最关键的，我不再是反革命，不再是革命的敌人，而和大家一样是干部，最多是犯过错误的干部。遗留问题回去解决，自然不是大问题，是不难解决的了。刘团长当着我的面向他们交代，自然也是怕他们混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
刘团长很客气地和我握一下手，送我上车，我这才真正看出，这个团长是有相当的政策水平的。过去科学分院的造反派，曾要求把我弄回去接受批判，由他陪着我坐车回到科学分院上批斗会。我们才一下车，就有几个打手揪着我上会场，一路拳打脚踢。他就挺身而出护卫我，批评造反派的这种武斗做法。他严肃地说：“不准这样搞，这不是毛主席的政策。你们再要这么搞，我马上带他回去，对他，我要向省革委负责。”造反派才不敢打我了。到了会场，造反派想照过去批斗的做法，给我挂上黑牌子，戴上高帽子，然后进行批判。他也不允许，有造反派起哄，他就要带我退出会场，这样才使我免于受苦。这次来向我宣布放我出去，送我走前，又是那么客气，更重要的是向科学分院的人作了交代。我是感激他的，我紧紧握住他的手，说：“谢谢你，谢谢你。”就这一句话，我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了。
我怀着无法形容的喜悦，回到华西坝西南科学分院。我期待着回到那里，我的家人会来接我回家，几年不见，侥幸死里逃生，我们又庆团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