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一进华西坝院子，还没有下车，便看到一些造反派围了过来，用喊打倒我的口号来“欢迎”我。我一下车，还没有分清东南西北，就被几个打手把我揪着，连提带拖，到了一个单元房子的四楼，把我推进一间小房子里，然后把门砰地关上，还上了锁。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但是他们根本不由我分说。
于是我才出了监狱，又进了科学分院造反派私设的监狱，也就是后来大家说的“牛棚”。
我开始来认识这个监狱环境。这个监狱和昭觉寺监狱简直不能比，其实不过是把一间单元宿舍房隔成两小间而已。前面一间大一点，且是向南，有太阳光的光顾。后面一小间小得出奇，摆了两张单人床后，连放脚也困难，且方向朝北，不见阳光，十分阴冷。我就被安置在这小间里的一张**。前面大间已经住了两个人，我一看，原来是我的老伙计，一个是科学分院的副院长老刘，一个是分院的副秘书长老周。他们早已被关在那里，自然有优先权。和我同住小间的人，我却不认识。老周告诉我说是分院下面哪个研究所的干部，罪状是里通外国的嫌疑犯。这个小监狱只关了四个人，一个干部，三个走资派。
不管怎样，老朋友又见了面，而且都算是大难不死，还能活到今天，够幸运的了。他们几年没有我的消息，只晓得被红卫兵抓走后便下落不明，生死未卜。现在知道我遭了那么多的难，居然没有死，算是命大福大，值得为我庆幸。老朋友可以成天自由交谈，算是这里的优越性吧。
但是我并不满足于这种优越性，我为省革委把我放出来却又莫名其妙地进了这个秘密监狱而愤愤不平。我问他们：“科学分院是不是建立了革委会了？”
老刘说：“听说是建立了的。”
我说：“既然建立了革委会，就不能像过去造反派那么乱搞，就要照省革委的章程办事，就要执行省革委的决定。我是省革委命令放出来回机关参加斗批改的，为什么我一回来就把我关起来？你们就是犯有错误的走资派吧，那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为什么把你们也关起来？……”
我大大地发泄了一通，愤慨得目眦尽裂。他们两个却不动声色，只是看着我笑，不知为什么。
我问：“你们笑什么？”
他们还只是笑。我再问时，老周才说：“笑你不了解情况。你被抓去关了这么多年，外面的情况你哪里了解？”那意思是笑我像才从桃花源里出来的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了。
我问现在到底情况怎么样了，他们才把这里的情况，向我作了介绍。他们说，这里成立了革委会，也有原来的中层干部“结合”进去，也派来了支左的军队代表。可是真当权的还是原来的造反派头头。这里新政权的第一把手，是进了省革委的，和省革委的头头刘、张也有关系，说得起话的。他们要这么搞，你把他们奈何？政权在他们手里呢。
我说：“我找他们讲理去。”
他们又笑了，“讲理，你到哪里讲理去？道理都在他们手里呢，有权就有理。如果真要讲理，就没有‘文革’这回事，你我也就没有在这里说话的事了。”
我还不服，说：“现在大权就在省革委手里，省革委制定的政策，他们为什么不执行？省革委把我放出来，却没有说再把我关起来呀。”
他们又笑了，还是笑我这个人太不开窍，不切实际。他们说，政策，什么是政策？政策就是掌握政权的人手里用来打人的鞭子。要打你这里，用这条鞭子，这个政策；要打你那里，用那条鞭子，那个政策。反正政权在手，要打你哪里就打你哪里。你没有听那位副统帅说过，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这么说来，我再也没有讲道理的地方了。他们说，讲道理的时候是有的，讲道理的地方也有的，但是不在我们现在这里。所以有的老干部埋怨说，北京的太阳还没有照到四川来。
我以半开窍半不开窍的心情，接受了现实，不大声地喊叫，大声抗议了。但是我要求和分院革委会的人见面，他们却一直不理会。我才真正理解到老刘和老周的经验之谈。权力是决定一切的。要说过去，我是这个分院的党委书记，是第一把手，自然大权在握，我说了话，谁能不听？可是我当时从来没有觉得权的重要，也从来没有弄过权，有事总是大家商量着办。可是现在落到这个份上，被几个毛头小子夺了我的权，要怎么宰治我就怎么宰治我，红烧清炖，随他们的意。现在我有理也无处说去，连想见他们一面也不得行，实在太怄人了。我气得下了决心，这个权是我丢了的，我总有一天要夺回来。我没有敢把这个决心露给老刘他们，这要漏出去了，新贵们会以现行反革命治我的罪的。
忍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