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昭觉寺监狱里被放出来，却又莫名其妙地被关进科学分院造反派私设的监狱，糊里糊涂地被关了两月多，又从灰楼搬到“反修楼”底层一间房子里关起来。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把我放进“牛鬼蛇神”的队伍里去，把我仍然当反革命来批判斗争。又住了许多天，还是始终没有人告诉我，这是为什么，我的事怎么样了。
终于有人来通知我，要我到分院革委专案组去，地点就在“反修楼”底层东头。这个“反修楼”就是我们原来为高级研究人员修的一栋住宅，大家叫它“高知楼”，即高级知识分子住的楼。房子其实不算怎么高级，只是比一般干部住的房子稍好一点。可是“文革”运动开始，认为这是我们搞修正主义，把修正主义的知识分子赶出去，改名叫“反修楼”。却是他们天生有“防修基因”的人住进去，自然就不会“修”。他们的革命办公室就设在这栋楼里。
我到了那里，和专案组的人见了面。我开门见山地问他们：“省革委的人告诉我说，我的问题解决了，所以叫我回机关参加斗批改，为什么一回来又把我关起来？我到底还有什么问题？”
他们却说：“这个不是我们管的事，我们是专案组的，只管复查你的政治历史问题。”
我理直气壮地说：“我的政治历史，西南局原来查过，省革委又查了这么几年，犄角旮旯都查遍，我既不是叛徒特务，也不是国际间谍，连任何反动党团组织也没有参加过，我一参加革命就入了党，我还有什么问题？”
他们说：“我们看了你的全部档案，（怪不得拖了这么久，他们要看完我的那一大堆档案材料，是要费时间的）我们发现你参加革命是实，但是入党问题，前后交代不一样。一会儿说是方毅介绍的，一会儿说是钱瑛介绍的，一会儿说是他们两个介绍的；一会儿说是钱瑛介绍入党，一会儿又说是钱瑛接收入党。到底你入过党没有？谁介绍的？”
我没有想到，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来做我的新文章，以为搞了我几年，始终没有把我抓住，这一回在入党问题上，到底把我抓住了。其实这一回他们仍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我入了党是没有问题的。我反问：“莫非你们以为我是假党员吗？真是笑话。”当时，“抓叛徒”一阵风已经刮过去了，一股“抓假党员”的风又刮起来了。因为在抗战初和地下党时期，入党手续是不那么周到和严格的，有的几十年中反反复复填表，记忆有误，是自然的事。党内搞组织工作有经验的人是理解的。但是对他们这些想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来的革命外行，自然是如获至宝。
他们说：“你是不是假党员，等你重新交代，我们调查核实了再说。”
这个要求是合理的，于是我回去重新写材料，并且把当时办入党手续的情况和多次填表可能有小出入的实际写清楚，把材料交给他们。
于是我的事又如石沉大海，久无消息，还是把我关住不放。我去问，说是派人出去调查去了。我不明白，中国虽大，在目前交通条件下，出去调查，哪怕行万里路，哪怕调查人员借外调周游列国，“调查”遍全国风景名胜地（这种借外调出去游山逛水，听说在全国已成通例，花了不知多少人民血汗钱，然而他们说这是在干革命），花了一年多时间，也该调查回来了吧。
但是这种事我不能批评，因为我还是在革命与反革命两可之间，是没有发言权的。而造反派似乎不把我打成反革命，至低限度打成假党员，就不甘心。而且好像大有希望。他们终于不只一次地找我去，告诉我说，我说的入党介绍人钱瑛不承认，方毅更说没那回事，陶铸已死，无法对证。如此看来，我不是混进党内来的假党员，还是什么？
以我过去的脾气，说我是假党员，我一定会火冒三丈。笑话，出生入死干了几十年革命，到头来我倒成了假党员了！但是几年的磨炼，我已经习惯了，何苦作践自己的身体？我心平气和地说：“我已经说过，我在鄂东七里坪党训班学习快结业时，方毅找我谈话，要吸收我入党。但因我们一批学员，奉命马上要转到汤池农村工作训练班陶铸那里去，由我带队，来不及办手续了。他写了信交我带去交陶铸，由陶铸给我办手续，他愿意作我的介绍人。我们到了汤池，信交给陶铸，他还没有给我办手续时，却告诉我说，他得到通知，省委调我到武汉去做工人工作，要我马上去，他说：‘我给你开组织介绍信，你拿到武汉湖北省委找组织部长钱瑛，由她给你办入党手续。’我到了武汉，马上找到了钱瑛，把陶铸的信交给她。于是由她和我谈了两次话，叫我填入党申请表，并说她做我的介绍人。于是由她批准，举行仪式接受我入党。这是1938年3月中的事。后来我即前后在钱瑛直接领导下，作了十几年地下党工作，直到解放。她怎么会不承认我是党员呢？这太荒唐了。”
我问他们：“钱瑛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你们亲自见到她了吗？她是不承认呢，还是记不清楚了？”他们却含糊其辞，不明确告诉我。我想，几十年前的事，她又是组织部长，由她批准的人很多，记不清具体的情节是可能的，但她不可能不承认我是党员。我记起来我入党后，当时她把我交给汉口职工区委负责的王致中和聂菊荪，并给我第一个任务，要我到汉口汽车司机工会去工作，限期为周恩来副主席找一个好司机，发展成党员，送华中局。后来我去那里工作了一个月，果然发现并发展了一个叫祝华的工人入党，介绍到周恩来同志那里给他开小车，后来长期给他作副官。我把这些情况写下，并告诉他们王致中在上海市委任统战部长，聂菊荪在中山大学任党委书记，祝华在商业部花纱布公司任总经理。请他们再作调查。
就这么一个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又拖了一年多才解决，我也就无妄地坐了三年牢。这就是造反派赐我的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