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昭觉寺监狱里，我们是自觉地要求劳动的。在这个造反派监狱里，却是被强迫劳动。说的当然好听，而且从经典著作里可以找出根据，劳动改造思想嘛。然而这里不像昭觉寺监狱那样，要求我们自觉自愿，量力而行，说我们都是有一把年纪的人，不搞重体力劳动。在这里却是专门挑重体力活儿，又脏又累的活儿，强迫我们干。而且干了这样干那样，几乎不断地叫我们干了两年。如果不是有人味的人暗中相助，我们的身体是会受到损害的。我可以说，这是不人道的，做出这样决定的人太没有人味了。
我回想一下，我们干过些什么活儿呢？几乎在那个大院里他们能想到的脏活儿累活儿，都叫我们干过。打扫院坝，清扫厕所，铲运垃圾，清理阴沟污泥，漆污水管，通下水道，收拾大化粪池，这是脏活儿。修整烂路，挖防空壕，挑粪挑水灌菜园子，运砖瓦石灰，搬运图书，挖植树坑栽树，搬运家具，这是累活儿。这些活儿，有的我们经常干，有的干过一次或几次，一连干了两年多，直到我得到“解放”。
打扫院坝和走道，扬起的灰尘很大，就是戴起口罩，还是几乎每天挖鼻孔都是黑的，吸入肺里不少，不大卫生，但这还算好的。最脏的是铲运垃圾。自从“文革”开始后，成了谁也管不了谁，谁也管不住自己的世界，打扫清洁，讲究卫生，好像不是他们革命家们的事。满院大字报屑乱飞，垃圾到处乱倒，我们住的宿舍的后坝，成为藏垢纳污之地，臭气熏天，蚊蝇乱飞。堆了几年的垃圾堆，轮到叫我们来清扫了。那些革命家拉屎拉尿不讲卫生，满地流淌，常常把自来水管拧坏，粪道被硬纸片堵塞，要保持干净，水管畅通，实在不易，这给我们带来许多麻烦。阴沟长年不修，污泥塞死，要打通它只有下到窨井，用长竹片伸进去反复通，才能希望打通。那陈年的污泥臭气熏倒人，可是还得一挑一挑地运出去。那大污水池大概有几年没有修理过，直径可能有若干米，深达十几米，下去很费了一些功夫清挖，然后用水泵打出去，才使大院排水系统搞活了。这些活儿，无非是脏和臭，每天干活回来，怎么用水反复洗刷，身上总闻到一股臭气，似乎透进肌肤了。
然而我们几个老人当时觉得难承受的是那些重活。挑水挑粪，那湿木桶大概就有二三十斤，装上水或粪，总有一百四五十斤，挑起来走小段路，还担得起，挺得住，但是要反复挑，挑长距离，就觉得肩要压垮，腰直不起来了，只好磨磨蹭蹭地走一段歇一会儿。幸亏那些革命家没有常来实行革命的监督，不然我们真要累倒的。不过他们也来过，那是上面号召植树，便叫我们替他们挖好树坑，把树苗放在旁边，然后由他们来完成植树的伟大任务。
累活儿里使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从卡车上下石灰和水泥。我们站在装满石灰或水泥的卡车上，用铁锨把石灰或水泥铲到地下去，那石灰和水泥飞了起来，连人影都看不清了。任你戴上口罩，那粉末还是钻进嘴里和鼻子里，真呛死人。这个活儿很累人，越累呼吸越深，呼吸越深，吃的灰越多，不一会便觉上气不接下气，咳嗽咳得肺都快炸了。这才是最高明的虐待办法。至于到砖厂往卡车上提砖和从卡车上往地上下砖，一夹提五块，三十几斤重，一卡车装四吨，上下一车砖，该要提多少次，使多少力气呢？几个老头子就在这上下砖的活儿里耗命，不知耗了多少次，不知道是不是要在这里耗尽自己的生命。而这，那些革命家们是不屑于知道的，当然我们也不想叫他们知道。
幸好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至今我不能忘记几个在我们处境艰难时，给予我们援手的干部和工友。比如干部老张和工友小吴，还有几个卡车司机和曾与我们一块劳动过的干部。老张是我们劳动的领班，小吴则是来监督我们劳动的。照说他们可以像那些搞政工的革命家一样，可以自己不动手。但他们不是这样，他们看来本来对这么一个颠倒颠的世界就很不理解，怎么一些人忽然跳了不几天，就在这院子里掌了大权，趾高气扬。而这些干了几十年革命的老干部，倒受他们的支配，作了听使唤的杂工了。所以他们来领导和监督我们时，对我们从来没有大声说过话，更不用说像那些革命家那样动辄呵斥了。他们和我们一起干活，教我们怎么干活才最省力气。他们都是年轻人，实际上他们干的活比我们多得多，许多重活脏活他们主动担负，让我们多养精蓄锐，不要搞病了，累垮了。劳动一会儿，就找可以避那些人耳目的地方喝水休息。或者以这样那样的名目，停止劳动。他们可以和那些革命家对吵，可以不理会他们的发号施令，可以挖苦他们：“你算老几？”
他们这样做，并不是我们向他们说了什么好话，而是出于一个普通干部和工人的良心和人道主义精神，出于一种正义感。这样的良心和人道主义，在绝大多数的干部群众中都是具有的，往往在一个眼神，一句问好话，打饭时让一个站位，帮助送张条子等等这样的小事里表现出来。然而那都是一颗颗奉献给我们的火热的心。我们是理解的，用无言的眼神来感谢他们。到底还是公道自在人心，伤天背理的人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就是后来我们都“解放”了，有的官复原职，却谁也没有心思要向那些“革命家”们清算，只希望他们那被扭曲和异化了的良心和灵魂归位，也就罢了。这是政治大气候所造成的，到底不是应该由他们负责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