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分院的“牛棚”里，造反派们除了变着法在肉体上折磨我们外，还故意在精神上捉弄和折磨我们，处处设陷阱，处处刁难，反正就是不让我们好过了。当时就有一大一小事情，让我现在想起来都感到寒心，感到不可理喻，我当时想，这世界上怎么就有那么可恶和不通人性的人。
头一件大事是这样的。北京发生了政治大地震，成都也发生了政治余震，革命的革委会头头们却对我们封锁消息，那么大的事，我们竟然不知道。我只是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要我们学习毛主席论天才的指示。谁也没有说什么，只有我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作了经典式地阐述。其实他们要讨论的是另外一回事，文不对题。后来才从小道里知道全国正在批陈伯达。陈伯达可是“文革”中的红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虽然大家都知道大权旁落，“中央文革”真正当权的是江青（因为江青自有她的优势，她可常常在群众大会上，以她特有的姿态和特有的声调，大声宣布：“革命的同志们——那意思自然是说，还有不革命的同志了——告诉你们一个特大的好消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这是我们最大的幸福。”在一阵震天动地的欢呼后，她又大言不惭地说：“毛主席要我代他向你们问好。我代表毛主席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又是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这是我常从革命报纸上看到的，差不多已经成为固定的格式。从这里可以看到陈伯达头上曾经闪亮的光圈已经日益黯淡了。），但是他终归还是毛主席身边很有分量的人物，怎么一下就成为全国上下批判的对象了呢？连我们这些介于两种矛盾之间的“边缘人物”，也要奉命进行“思想消毒”。
“**”中人事变化之无常，真是触目惊心。且不说国家主席可以一夜变成叛徒、工贼，元帅可以一转眼还原为军阀，连那些在“**”初期跳得很高、大权在握、炙手可热的新贵关锋和戚本禹，也忽然一抹到底，关到监狱里去。现在连老资格的陈伯达这棵大树也倒了，谁想得到？更叫人难以相信的是，写在党章上的法定接班人林副统帅和他的贴心人物，也忽然成了问题，居然阴谋篡国，企图谋杀毛主席，结果叛逃出国，魂飞温都尔汗。
然而这一切的事情，发生很久了，革委会管政工的头儿，不叫我们知道。不叫我们知道倒也罢了，却还要借此来“考验”我。有一天，一个小头目问我：“你对于林副统帅怎么看法？”
“他为什么忽然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下意识地想，但我绝对没有想到这位副统帅会有什么大问题，莫非是他已经接班了？我说：“我的看法和你们不是一样吗？接班人嘛，党章上写着的。”
我这个万无一失的回答，我看得出来，当然没有叫他满意。他再也没有说什么。后来林彪事件公布了，我才想起那个小头目那回突然问我对林彪的看法的事，如果我当时取悦于他，紧跟潮流，大肆歌颂这位林副统帅一番，他会不会反戈一击，揭发我时至今日还在歌颂林彪这个大坏蛋，因而可以给我加罪呢？这种事在这样的革命时代里，并非没有发生的可能。落井下石，含血喷人，本来是他们整走资派的惯用武器。在林彪摔死后故设陷阱，利用我的不知情，图谋陷害我，欲再置我于万劫不复之地，这种做法，怎不叫人寒心。
第二件是小事，当时却伤透了我的心，至今叫我难以忘记。我的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资格被下放到宁南边远角落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女儿，还有也是下放了的老周的女儿，千里迢迢，好不容易才搭上汽车，回到成都来，想来看望一下自己的爸爸，想诉说一下自己的苦情，想一叙天伦，应该说这是人情之常。但是他们到了分院，提出这个要求，却被搞政工的头儿挡住了，就是不让见面。我要走出房间去和她见一面，也不容许。她俩等到中午，乘看守的人打饭的当口，偷偷溜进来，谁知刚进单元门，还没来得及和我们说上一句话，就被发现了，将她俩连推带搡地弄了出去，以致她们两个站在一墙之隔的楼梯间里，呜呜地哭。我在房间里听到了，心如刀铰，潸然泪下。我不管一切地大声说：“真是不通人性！”我叫也无用，她们哭也无用，只得回家去。叫我一夜睡不着，伤心极了。
后来还是监管我们劳动的老张和小吴，想了办法，故意叫我们到城里机关去清理家具，我事先托好心人带条子给我女儿，她正住在那里。我到那里劳动，趁劳动中间休息时，到楼上她暂住的房间里和她见上一面。父女相会，痛苦和欢乐搅在一起，不知是哭还是笑，只是眼泪在地板上共流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