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写检讨了。”有一天早上，进驻机关的军代表找我去谈话，告诉我说：“你可以写检讨了。”

我听了，简直要想跳起来大叫一声：“我终于解放了！”这的确是值得我欢呼雀跃的事。但是我努力克制自己，不动声色，点一下头，表示知道了，便退出门，回到关我们的房间里去，这时我才大笑起来。同住难友问我什么事情，我说：“他们通知我，我可以写检讨了。”

啊，万岁，我可以写检讨了！当过走资派的人都会为听到这句话而欢呼雀跃。这就是说，审查已经完毕，自己的问题搞清楚了，没有事了。自己已经从敌我矛盾转入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再也不会被列为敌人，而是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从此就“解放”了。这个牢底我终于坐穿，再不会出房要经过批准，出门要被人跟着，活动，包括内心的活动要写“汇报”了。我从此成为自由人，可以自由自在的进出，可以到外面去好好看一看青天、白云、池塘、绿树，可以读自己想读的书，写自己想写的诗文，而无须遮遮掩掩了。更重要的是我可以见自己的亲人，庆祝团圆，享受天伦之乐了。从此以后，不仅还我自由，还要分配工作，继续革命。过去吃了那么多的苦，受了那么多冤枉气，戴了那么多吓死人的帽子，通通一笔勾销。“马识途还是马识途”，这就是结论。

写检讨，在我说来，实在不是难事。从“**”一开始，我被抛出来接受批判后，就一直不断地检讨又检讨，口头的不说，就是书面的也已经可以订成厚厚一巨册。我现在只要把那些检讨书，随便抽出几份来，加以修改，文字上再打磨得光亮一些，抄好誊正，装订成册，交上去，就万事大吉。

我就这么做了，不过还是花了我一个多月，写成一部“检讨巨著”，洋洋十余万言。我反正抱定一个宗旨，处处检讨，事事检讨，全是错误。我把我犯的错误分成三大块：一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领导基本建设时的错误，二是我领导科学工作时所犯的错误，三是我领导文艺工作和我从事文学创作中所犯的错误。

我写检查文艺工作中所犯错误最好写。因为当时在这方面批判我的文章最多，我把这些“奇文”都剪下来了的，现在拿出来照抄，再加以条理化一下，就是洋洋大观的好文章。何况还有当时全国批判文艺界大走资派如我们的“祖师爷”周扬等，的很高水平的批判文章，可以抄用呢？

我写检查我在科学工作中所犯错误这一部分，比较难写。但是只要掌握我们是推行的资产阶级科学路线这一条，就迎刃而解。就是说我们走的专家路线，而竟然忘记了“卑贱者最聪明”这一条真理，忽视了工农在科学上有极大的创造力，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在“科学打擂”时，一个农业劳动模范上台去拍胸膛说一亩田产三万斤稻谷，我竟然岂有此理地不相信。后来我看到一份从北京传来的、批判中国科学院第一把手张劲夫的大块文章，这可救了我的命。我们西南分院是在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下犯错误的，我在科学工作中的错误，自然都是从张劲夫那里来的，因此把那篇大块文章摘抄过来，换个名字就成了。

说到检查我在基本建设工作中的错误，更是难写，因为那时是50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第一个五年计划搞得比较好，是大家公认的。我也觉得那时工作比较顺利，不像“大跃进”以来，总是磕磕绊绊地搞不顺当。而那时好像除开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修正主义”这个名词外，在国内还没有出现呢，哪来的“修正主义”错误呢？但是我现在是在检查我所犯修正主义错误，50年代不能说我没有犯错误，于是我不得不具超前意识，检查说50年代我就已经犯了修正主义错误了。所以后来审看我的检讨的军代表、军区一位部长曾对此表示怀疑，问过我。我还是有理有据地分析，自圆其说。我说那时可能不叫“修正主义”这个名词，其实质却都是从苏联搬过来的那一套修正主义货色。比如那时搞“计件制”，累进奖励，就是从苏联搬来的蔑视工人阶级觉悟高会自觉劳动的修正主义货色，所以后来我们都改成“计时制”，听任工人发挥劳动积极性了。还有一条，那也是修正主义性质。五年计划开始，我们几乎没有成建制的建筑力量，更少工程技术人员，我不得不把那些私营的建筑队收罗过来，编入国营公司，不得不把搞私营的建筑师和工程师，包括那些把头收罗过来，成为技术骨干。我甚至不得不到公安厅去从监狱里挑选劳改犯中的工程技术人员。我这不是走的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组织路线吗？我终于找到了几条证明我在搞修正主义的“铁杆”材料，充实了我的检讨。

但是说老实话，我一面写，一面在欣赏那时的种种做法，当时不采取那些措施，五年基本建设计划怎么实现呢？比如工资制度，我们不采取一窝蜂的人海战术办法，而参照苏联，采用计件累进奖励工资制。把各种工活制定技术标准、操作规程和定额工资。照这个标准、规程和定额，谁干到定额，就拿定额工资，谁超过定额，就拿超额工资，越超得多，越多得奖金。谁不好好干，偷奸耍滑，就少拿工资，以致解雇。这个办法真灵，工人的积极性大大发挥，不仅仅是拼体力，许多工人超额是由于搞合理化，搞小发明，成倍提高工效。工人收入增加，生活得到改善。管理也比较少操心。因此工程进展很快，以致在晚上工人主动要求张灯夜战，搞到夜深，受到我们的劝告。然而“大跃进”一来，这些都受到批判，说这是搞“物质刺激”，自然是典型的修正主义了。于是改成计时制，搞平均主义，工人懒心没肠地磨洋工，工效大降，工人收入减少，工程进度很慢。然而这才叫革命，这就是当时的事。但是我能在检查中写这些实际情况吗？那不说我在为修正主义呐喊，为自己丑表功了？

我终于费了一个月功夫，完成了我的伟大创作。我在宣传部算得是一支笔杆子，文字功夫没有问题，写得很滑溜。以致审查我这份检查的军区部长，和我作最后谈话时，对我说：“你写得过于完善，过于顺溜，叫人看了觉得其中有些假。”这个部长有水平，他竟然看出我的底细，我写的本来就是假的，本来是编造出来的嘛。这不正应了那位副统帅说的“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吗？我要过这最后一道大关，不说些假话怎么扯得圆？幸喜这位部长笔下开恩，还是以我的检查比较深刻，批准上报省革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