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了检讨，并且已经报了上去，这个消息在我们大院里迅速传开。都知道我没有任何问题，马上就要被解放。那些革命家们五、六年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不知花了多少精力和时间，对我作了那么多的大批判。不知费了多少钱财，派出了不知多少干将，跑遍全国，总想在我的身上找出叛徒、特务、间谍、假党员的证据，哪怕有一点蛛丝马迹，因而可以把我“挂起来”也好。然而一切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形势大变，原来对我的各种各样清规戒律，都自然解体，还我以自由身。其时，这大院里的政治格局，好像也发生了变化，原来那些“跳得高”，好像也不跳了，政工组也好像也没有权威了，现在当权的是军代表和结合干部。这些人好像通情达理得多。在我们分院原来的楼上，给我分了两间房，我搬到那里去住，等候省革委的“解放”通知。
我虽然还没有被“解放”，却已经是自由人。只有经过多年的不自由日子，受过多年的肮脏气、曾经丧失了人格的人，才能体会一旦获得自由，能见天日，像一个人的样子抬起头来过日子，是一种什么滋味；才明白作为一个自由人活着多么值得珍惜；也才理解尊重别人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是多么重要；更才明白必须百分之百地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用法律来规范人的行为，而不能以种种借口，只凭“红头文件”，只凭政策，甚至只凭某一个权威人士的一句话，一个指示，一拍脑袋，就决定若干人的祸福生死。那种做法是多么危险，也多么荒谬。
反思一下过去我们搞各种政治“运动”，捉这样那样的“分子”，曾经伤害过不知多少不应该伤害的人。那时好像有一种说法，搞大规模的群众革命运动，是难免要出现冤错假案的，只要没有把人家的脑壳割掉，总还有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平反、昭雪的机会。而且每次搞运动，都定出了不得超过百分之几的指标，只要没有出现大的偏差，就可以保证搞错了的也不过是个别的，不难纠正。但是回顾一下过去搞运动，特别是搞“肃反”运动，没有不出现大小偏差的，每一次没有不是开始时一直反右倾思想，不怕打错，只怕打漏，到后来才来说要实事求是，落实政策，平反冤错假案的。特别是党内“肃反”，搞了不知多少次，没有一次不是打错了许多人，特别是打错了许多忠诚革命、很有才干、只是不愿趋炎附势的好同志。许多地方埋下了多少铮铮铁汉，侠骨忠魂。特别是这一次“**”，从国家主席到一个村支部书记、村长，都成了运动对象，都受到冲击，是百分之九十几，哪里是百分之几？由于政治骗子、阴谋家和投机分子的利用和破坏，多少开国元勋，赫赫战将和封疆大吏，都未能幸免，有的弄到死无葬身之地。冤错假案又何止百分之几？许多人头都被割掉了，昭雪又有什么用？我们这些“小萝卜头”受了一点冤屈，坐了几年牢，吃了一些苦，比起来真是微不足道了。但是就是这样，自己对那种暗无天日的生活，已是几乎到了忍受的极限。
过去搞运动时，虽然从总量来说，被搞错的人，就说只是百分之一吧，但是对被搞错的人来说，那就是百分之百，他就要百分之百地受罪。搞运动的人，特别是领导搞运动的人，哪里体会得到那些蒙受冤屈的人，被搞得声名狼藉，身心两伤，精神崩溃，家破人亡，忍受了多么大的痛苦！过去我就体会得很少，虽然感到他们的不幸，也很可怜他们，如果可能，也力求笔下留情，但那不过是一种人的本能的人道主义精神，自己其实是没有切肤之痛的。这一次我总算身历其境，亲受其罪，才懂得这种非人的痛苦。才明白我们冤枉别人，叫别人吃苦，实在是一种应该受到谴责的罪过。不知怎么地，我忽然想起在大学读《圣经》时读过的一句话：“你们应该知道改悔。”我一个人独居一室，也没有什么人来打扰，读一点能找到的闲书，常常陷于沉思，便想到一些过去我根本没有时间去想的这样一些问题。
我每天都要步行到十几里路外的华西坝大院去“上班”（其实无事可做，就是看报学习），晚上回来睡觉。我尽可能在那里的食堂里打饭吃，休息日便只得在家里自食其力，在蜂窝煤炉子上用一个有蒸格的铝锅，下面煮菜和汤，上面蒸饭，或者煮面条吃，对付着过日子，等待着省革委的“解放”通知。
但是一混又是半年多，却渺无音讯，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去问军代表，他说，检讨书的确已经报到省革委去了，不知道那里的专案组复审得怎么样了。过一些日子，我再去问，回答是，专案组的人说，现在等着解放的人很多，每个人送来的材料都是一大本，人手又少，实在忙不过来。这么说，只有等着了。军代表告诉我：“是的，只有等着。反正没事了，一时没有工作，那就等吧。”那意思就是说，一时不会给我工作，我就当一阵“逍遥派”吧。
要我马上去做什么事情，担负什么工作，我实在没有那个愿望，保不定我们去一工作，又说我们走起资本主义道路来，怎么得了！我只是盼望着我的问题早日有一个结论，真正得到“解放”的通知，心里才踏实。现在还是那个中央文革小组在当权，一会说东一会说西的，谁知道还会出什么花样？
有一天，一个解放了的朋友告诉我说：“现在在省革委组织组掌握大权的组长，不是原来就在你们西南局组织部工作吗？不知你认识不认识，你何不去找他一下，问个明白呢？”
哦，原来是他在当组织组长，我在西南局宣传部工作时，他是组织部副部长，我们在一个楼上办公，虽然不是很熟的朋友，倒也常有来往，他当然是记得起我的。于是我兴冲冲地到省革委去找他。可是不行，在门口就被挡住了。问我是什么身份，拿证件来看。什么身份？过去的官名臭了，自然没用，我现在的身份就是走资派，可是并没有给我发一个走资派的身份证，拿不出来。一说是找大组长，那怎么能让一个没有身份的人，进入到这个高级机要单位里去呢？于是挡了回来。后来又去闯了两三回，要门口警卫打一个电话进去问一下，也不获准。再生气也没有用，只得回去再等。
我曾经想给组长打一个电话，可是电话号码却是高度保密的，在我的当时活动范围还很小的圈子里，就是打听不到。不过有一个人给我出主意，叫我想法开一部高级轿车，如果是军车更好，坐上一直闯进省革委大门，因为是高级车，估计大门口不会挡。进大门后，车子一直开到组织组小楼门口，组长就在二楼办公。那小楼门口也有站岗的，他挡不挡你，就要看你的道行了。
这是一个好主意。但是我到哪里去找一部高级轿车呢？过去认识的坐轿车的人，大多成了走资派，和我一样，早没有车坐了。结合进省革委的老干部，我没有得到“解放”前，也不想去找他们，更不用说向他们借车了。不过这总是一个办法，慢慢来办。这时我倒想起来，我何不写一封信邮寄给他呢？有的朋友说，这样的群众来信，大概不少，到了组织组的办事组，可能就被拦下交给小组去了，连他的秘书也看不到的。就是秘书看到了，也会分到下面去办的，最好也就是向大组长汇报一下。
不管怎么样，车子找不到以前，写封信还是一个办法。于是我写了一封信。在信里说了我的情况，告诉他我们单位的革委会的军代表告诉我，我的问题已经查清，没有问题了，革委的报告已经送到省革委，大概到了组织组专案组了，请他查问和催办一下。信发出去了，过了许久，还是没有消息。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真的对这位组织组长生气了，这算什么呢？过去在一个楼上办公，不都是一样的吗？怎么现在结合进省革委，掌了大权，就不认人了？于是我又写了一封信给他，其中难免发几句牢骚，并且说：“你不见我，我自有办法见你，你的办公楼我已知道，在哪一间我都清楚，我已经找好了车子，就是要直闯你的办公室。”
这封信发出去，还是很久没有音信，车子还是没有找到，我没法了。只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