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省委宣传部去报到。见到了部长，对我热情欢迎，有人帮助他来挑这副最沉的担子，当然高兴。见到了上上下下的许多同志，他们大半是原来四川省委宣传部的老人，我原来所在的西南局宣传部没有一个人在这里，他们对我好像一见如故，都知道我是大难不死，为我庆幸。对我表示热情欢迎。
他们给我安排了一间办公室。我走了进去，晃眼一看，和我过去用过的老办公室一样，一张大楠木办公桌，上面叠放着公文夹。一套皮沙发，还有一个可以转动的安乐椅，还有文件柜、报架和茶几水瓶之类的东西。所不同的是在墙上除毛主席挂像之外，还用剪纸贴了三个大红“忠”字。那忠字下边的心剪成三颗红心，显然是“三忠于毛主席”的意思。我在这里看到毛主席像，好像和我在监狱里牢房墙上看到的毛主席像不一样，那里是那样的威严，这里却是这样的慈和，虽然我明知是一个版本印制的。
我初进办公室，看到这一切，不禁愣了一会，无穷的感慨涌上心头。我就是从这样的办公室被揪了出去，上了批判台，接着被抓了起来，监管劳动，最后投入监狱的。当时后悔不迭，心灰意懒，只想到案子结了后，不知是送到哪里去劳改，如果有幸回来，能像我们机关门口的大老陈那样在机关做一个看门的收发，或者做一个我当时做过的清扫大院楼道厕所的杂工，工作一完，就泡茶休息，我还可以看点杂书，那种与世无争的生活，该是多好。谁知转来转去，又转到这样的高级办公室里来，坐上安乐转椅。我坐进那个安乐转椅里，顺势转了一圈，看，转了一圈，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上了。人事沧桑，竟然如此，不能不叫我感慨万端。
我到文艺处去和同志们见面。他们谈了一些文艺方面的情况。听得出来，现在的文艺工作，就是跟着江青直接领导的由她的宠幸于会泳当部长的文化部转。他们批什么，就批什么，他们提倡什么，就跟着提倡什么。我听了心里冷了半截。但是我没有说什么，只是和大家相约，我将下到我们主管的十几个部门，一个一个地了解情况，然后研究工作。
经过一个时期的了解后，这些部门如何开展业务，还是毫无头绪。这些部门都是最早起来造过反的，差不多都分成不同观点的派系，台上台下经常扯皮，谁也不服谁，谁也不怕谁，而艺术活动是一种集体活动，谁也离不开谁，如何把他们捏到一起来工作，就是最不好办的事。还算好，他们都知道我是哪一派也不沾，过去我的为人，也多少知道一些，总还算不拒绝和我交往，讨论艺术工作。有的也听话联合起来作点练功、排练和演出活动，小有进展。我和许多有艺术造诣的人交谈，使我相信他们中大多数还是不想叫业务生疏了，希望搞艺术活动，只要搞起艺术活动来，派性也会逐渐化解的。我这个做法，得到领导的首肯和支持。
但是有两件非常烫手的事，落到我的名下来处理，叫我伤透了脑筋。一件是有个不懂行的支左军代表，贸然为省革委搞了一个下发文件，下令把所有的川剧团都解散。这一下不得了，四川的川剧团有一百多个，好几万人靠此谋生，一下解散，他们衣食无着，流落街头，出现了冻饿而死的，跳河上吊而死的，于是成群结队到成都来上访，要饭吃，赖着不走，闹得省革委不得安宁。我一上班，手上就接到这个火红炭丸，要我处理。过去这些当权的真是胡闹，怎么能把川剧团都解散呢？省革委发的文号是九十九号，于是有“九十九，脱不到手”的民谣。我接上手，来成都上访的演职人员不少，他们生活无着，又哭又闹，我也是脱不到手，弄得焦头烂额。我们只好请省革委再发一个纠正的文件，要求各级革委妥善处理，能恢复的川剧团立即恢复，合于演出条件能收回的演职人员马上收回，不合的尽力安排转业，老弱残予以生活救济。我提出纠正省革委以前发的错误文件，自然引起某些“革命家”的不快，以为我一上台就敢于“纠正”他们，这在政治上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实事求是地办事，是为了不给省革委带来困难，然而在政治上却要冒风险。我是想过的，我不能为了自己平安当官，置几万演员生活于不顾，我断然力争纠正错误，行不通，最多是再揭下乌纱帽，罢官下台。我更乐得下野当老百姓。省革委领导到底权衡利害，同意我们的意见，发了纠正文件。这事才算平了。但是我知道，这件事一定会给我留下隐患。
另外一件事，更不得了，惹了北京的权贵。我上台后，到“文革”初就已经被解散的省文联去开座谈会调查，各文艺家协会翻来覆去地造反，结下许多恩怨，现在从五七干校回来，已经无反可造，那么多艺术人才，都赋闲在家，无所事事，该怎么处理？大家都觉得应该做点事情，但是北京的权威，只顾精益求精地搞他们那几出样板戏，对于各地这些属于“彻底砸烂”的部门，到底怎么处理，一直没有政策。要照我的也许要说是修正主义复辟的观点，我主张恢复文联和各协会，开展文艺工作。这么多人才，水平并不比那些有幸参加搞样板戏的人的水平低多少。大家也赞成，可是我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只是要求大家好好学习，等待时机。机构不能恢复，我却主张办一本杂志，不是恢复《四川文学》，而是新出的《四川文艺》。编辑和作者，当然还是那批旧人，驾轻就熟嘛。这件事是经过省革委批准的，我们马上干起来，出版创刊号。为了以光篇幅，我特别去动员才得解放的老作家艾芜，请他提供一篇小说。他果然写了一个短篇《高高的山上》，主编作了一些修改后，给我看，我又把感到有问题的地方，打磨一下，退给编辑部，他们作为头条在《四川文艺》上发表出来。刊物一出来，文艺界群情振奋，就好像一艘破冰船打破坚冰，就要驶向春天了。
但是这不过是我们的一厢情愿，现在距离真正的春天还远着呢。不久，我们就看到由于会泳作部长的文化部发的一个简报上，登出一篇情况反映，说《四川文艺》上第一篇小说《高高的山上》问题严重。我看了吓了一跳。那个时候，最怕看文化部发的内部参考之类的情况反映。那上面常常看到批这批那的点名文章，都是剑拔弩张，无限上纲。反正是谨防走资派还走，牛鬼蛇神又跳了出来的意思吧。他们这么点名批判，是不是针对我和艾芜老的，我不知道，反正我明白，我主张办文艺刊物，主张登艾老的作品，肯定是叫一些革命家红了眼，告到北京去了。这件事惊动了我们部的领导，惊动了省革委领导，以为大祸临头。我则处之泰然，我想通了，最多是把我再撸下去吧，我求之不得。但是我算得了教训，形势并不如我想的那么乐观，文艺界的事比我想象的更复杂，前面的道路是险恶的。我得更谨慎一点，更“无为”一点。
这时，原来管文艺的李亚群副部长，从五七干校回来了，住在附近，我特地去看望他。一见面他一揖到地，说：“好，好，我算取到‘替代’了。”取替代，这是四川一种风俗，说是凶死的人，比如跳河死的吊颈死的，要想转生，就得找一个人跳河或吊颈，取了替代，便可超生。他领导文艺工作，倒霉了几十年，现在才总算把这个烫手的火红炭丸，交到我的手上，替他作了替死鬼。我当时正在下不了台，我自认倒霉，说：“我真的给你当了替死鬼了。”
他心满意足地大笑起来，我却气不打一处出，后悔也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