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北京回来后，先和家人会面，我问他们听到什么没有，到底我被“解放”没有？他们都说没有听到什么。我说起我在北京收到省委书记打来电报的事，大家听了自然高兴。显然的，我是已经被解放了。打电报叫回来，一定是要我“出山”了。现在还是革委会这么一个格局，北京也还是风云莫测，现在出山去挑担子好不好？但是说来说去，也只有先去见了省委书记再说。
第二天上午，我到省革委机关门口，把电报亮给他们一看，那个队长打了一个电话进去，马上就有人出来，带我进去，直接到了省委后院省委书记大章同志的家里。他是我的老上级，对我也一直比较好的。大家都经历过一场劫难之后，再见了面，我以为他会说点沧桑旧话。却不，他开门见山地就说：“你已经解放了，应该出来工作了。”
我说：“我才回来，还没有想到马上参加工作，再说，现在这样的政治局面，我一点也不清楚，我这样犯过严重错误的人，马上出来工作合适吗？”
他说：“现在四川的情况，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刘、张和他们那一批人，已经被打倒了，现在是部队支左的一批干部在支撑局面。他们对于地方工作到底不熟悉。中央要我出来作省委书记，把应该解放的干部解放出来工作，已经有一批老干部恢复了工作。这不就是叫你回来参加工作吗？”
关于政治局势，我在北京时，倒和一些解放了的朋友细谈过。大家的看法是，那些造反派和新贵上台，到底搞不好工作，把经济弄得一团糟。部队支左，能力也有限。解放大批原来的干部出来工作，是不可避免的事。林彪叛逃后，震动很大，那些跳梁小丑王、关、戚之流，早已被拉下台，关了起来，连“文革”组长陈伯达也垮了。军队方面他们虽然把几个老帅打倒了，却根本无法掌握，成千上万的学生已经被安置到农村里去，他们靠着上台的造反力量大大削弱，社会基础没了，难成大的气候。现在各级具体工作部门，越来越多地依靠支左部队干部和解放了的老干部，形势已经发生变化，虽然他们还盘踞中央要害，可以假旨发号施令，但已经显得色厉而内荏。
我回来后，和朋友谈起，四川的情况和全国差不多。刘、张和他们那一批新贵被打下去了，造反的主力学生都弄到乡下去了，造反派的头头们，有的和刘、张一起垮了，有的在北京和四川上学习班，跳不起来了。少数进了各级革委会任副职，摆样子的，既无威信，也无人缘。现在当权的是部队干部和地方解放干部。照这个情况看，我是可以出来工作的了。不过我还是说：“我还没有得到被解放的通知呢。”
他说：“还要什么解放通知？省委已经决定，为你发了任命的通知了，到宣传部去工作。那里已经有结合干部做部长，你去做副部长，主管文艺。”
哎呀，我的妈，我心里叫起来。又把我拖上这条道上来拉车了。因为我原来在西南局宣传部任过副部长，我原本最怕的就是被“解放”后仍然做宣传工作，更害怕管文艺工作。宣传这条战线，我是再也不想涉足了，意识形态的事情太复杂，难以捉摸，搞不好就要犯错误，糊里糊涂就被拉进“阎王殿”里去当帮凶，下不了台，当反革命整。中国的文艺这个堂子的水更深，更烫，摸不透底，跳进深水，游不好要淹死人的。我马上就说：
“大章同志，我本来是想被‘解放’后，好好休整一下的——我没有说逍遥一下——，你打电报叫我回来，我只得回来。你要我马上工作，我也没有说的，但是叫我做什么工作都可以，就是不想再搞宣传工作，更不愿意再管文艺工作。过去在这方面我犯的错误不少，这回挨的整更不少，我已经受够了，不想再在这方面犯错误了。”
他说：“过去挨整，哪里是因为你搞宣传文艺工作，不搞宣传文艺工作的人不是一样挨整吗？至于犯错误，哪个不犯错误？只要工作，就难免犯错误。”
我只好把心里话掏出来说：“意识形态的事，太难以捉摸，文艺方面的事，更是复杂，实在不好搞，容易犯错误，一犯错误就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就不得了，往死里整，哪个受得了？”
他却说：“正因为文艺方面的事难搞，才叫你回来搞的。你熟悉这方面的情况，你又是这方面的行家，你来搞最合适。你不搞谁来搞？”
看来他正在这方面物色人，把我瞄准，抓住不放了。我推说：“说到四川的文艺情况，再没有比李亚群更熟悉的了，他一直在省委宣传部管文艺工作，在文艺界的威望也高，比我更合适，为什么不叫他干？”
他说：“我们考虑过他，一则他还在弯丘五七干校，没有解放，二则他的身体实在不行，体弱多病，他承不起这个担子了。我们想来想去，只有你最合适。”
我还是不想答应，我说：“我……”
他不让我说下去，插话说：“你看，中央要我来挑书记这副担子，大家不来支持我，我怎么办？你是我熟悉的老部下，连你也不来支持我，行吗？一个光棍还要三个帮衬呢。”
他以感情来说动我了，说到这个份上，我不好再顶住不答应，只得说：“让我回去考虑一下吧。”
他断然地说：“还考虑什么？通知都已经下发了，你叫我们收回成命？明天你就到组织部去拿介绍信，到宣传部报到。”
他看我还有一点犹豫时，对我说：“有什么事情，部里解决不了的，来找我好了，我来承担。”
他把话说到这样的地步，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他就这么死死地把我套上了笼头，非拉起车往前跑不行了。
第二天，我到大门口，对门卫说我到组织部，他打一个电话，马上得到回答，叫我进去。我到了组织部，他们早知道似的，给我写了介绍信。组织部的部长请我上楼，热情地寒暄。我正要问他呢，很想说：“怎么哪，我们在一个楼上办公，不认识了？为什么迟迟不批解放我的报告？”他却对我说了：“你的解放报告，我的确没有看到，不知道压在哪里了。你的信我收到了，我查问了一下，是该批准，正等你来找我呢，你没有来。大章同志也问起你，正在找你，后来听说你去北京了。”
他这么一说，我还能说什么。只是说：“是大章同志打电报给我，我才回来的，一回来就给套上了笼头。”
他说：“大章同志也很难，希望我们支持他。”又问：“去宣传部报到的介绍信拿到了吗？”
我点一下头，就告辞出来回家了。
回到家里。我找家里人来，告诉他们我明天就要去宣传部上班的事。他们虽然知道我担的这副担子不轻，却总以笼罩在我头上的乌云已经散尽，已经落到头上的一场大祸真的解除了而高兴。
晚上，我马上写了一封信到重庆，告诉老王，我明天就要到宣传部上班的事。并且引秦观的《鹊桥仙》词句说：“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我马上向组织写报告，不久我将到重庆迎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