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哥、弟、妹、侄和亲人，看我劫后过着如此艰难的日子，早已在背地里思谋着，要给这个家找一个磨心，我却一点也不知道。有一天，我到我的弟弟家里去，刚好弟妹侄女都在，他们就很严肃地向我提出，我今后的生活怎么安排的问题。这个问题提得如此突然，一时我感到简直是不能接受的，感情上说不过去。第一次就这么算了。可是他们仍然不放手，扭住我不放。从理性上说，我这个家要维持下去，没有一个老伴来主持是不行的，两个小的孩子总不能老寄养在别人家，我将来可能还要出去工作，弄回来谁来照顾。而且我已经年近花甲，步入老境，日常生活，有了病痛，谁来关怀。孩子们快要长成，他们终必要成家，离我而去独立生活，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业，最多有时回家看看，哪里顾得上老人。如果要从感情上说，一个孤独老人，成天陷入对于过去的痛苦怀念，晚境凄凉，是容易衰老的，更需要一个说得来的老伴，互相倾吐感情，互相安慰，互相鼓励，互相照顾，这样可以延年益寿。
总之他们说了许多我不能反驳的道理，我终于被说服了。但是现在到哪里去找一个境况相近，为人较好，文化相当，年岁相近，身体健康，能容纳孩子的女人呢？他们见我动心了，马上说早已为我物色好这样的对象了。她姓王，住在重庆，解放前就和我的侄女、妹妹和弟弟认识，而且解放后一直和侄女相往来，比较熟识，侄女家的人到重庆就常住她家。也就是说和我家早有缘分。她是大学生，长期在报社当记者和编辑，在文化上和我差不多，并且因为她是罗广斌的老同学和朋友，早知道我，这也算有文字缘。她比我小十岁出头，身体健康，三个孩子都小，很乖。更有一个情况，她的爱人也是一个被打成走资派的领导干部，“**”初，因受不往冲击，自杀身亡。如此说来，我们都有同样的痛苦遭遇，真可以同病相怜了。从他们说的情况看，要能和她结成老伴，那是再合适也没有了。
“可是就是我同意了，只是一厢情愿，她干不干呢？”我问。
他们说，只要我同意，下面的文章由他们来做，我等好消息就是了。
果然他们就在成渝道上，匆匆来去，没有多久，好消息果然带回来了。还带回来她的照片，果然是一个操笔杆子的知识分子模样。信当然没有，这理应我主动向她写第一封信。这自然是第一封求爱并且求婚的信。我把我的文学技巧揉进了我的充沛的感情，洋洋洒洒，写了一封“不幸的命运把我们两个扭在一起，却给我们带来了幸运”这一类话的爱情信，发了出去。不出五天，我就收到回信。那信很短，只一张信纸，却是脉脉含情，真可说是纸短情长，比我写的高明。原来她也是很有文字功夫的人。这一点更叫我心满意足。
我马上回了她一封信，这不仅是定情的信，而且是求婚的信了。过了五天，正如我预料的，她的回信来了。这一封更表达了她欲说还休的感情。她肯定这大概是命运注定，我们将在人生的秋天里相遇，准备过一个金色的秋天后，相偎相亲，欢度晚年，哪怕是严寒的冬天。从此以后，我们书信往来不断。起初还是互相收到信后便回信，后来有时还没有收到回信，跟着又发一封信，这样几乎每三天就有一封令我反复读之爱不释手的信。重庆给我来信的频繁，竟然引起分院革委有的人的注意，甚至有的人大概又想绷紧他那根阶级斗争的弦，想要采取某种行动。这信息透到我的耳朵里来，我不禁愤然。怎么，难道宪法规定的通信自由，也敢剥夺吗？当然他们没有这么做，而我们也决定信少发一点，等待着春节的成都相会吧。
这些信，我以为都是真情的结晶，满纸燃烧着爱情的火焰，情溢乎辞，是颇有艺术价值的。后来我们加以编辑，装订成册。虽然没有想过要出一本《两地书》，却也是我们晚年回顾过去生活，共同阅读的最好作品。不幸的是，我后来在省革委宣传部工作时，批林批孔运动又来了，造反派攻击我复辟回潮的大字报，一直贴到我家的门板上。看来山雨欲来，我和老伴不得不防备抄家，进行大清理，这些我们十分珍惜的《两地书》，只好割爱，付之一炬。至今引为大憾事。
我们久久盼望的春节来了，我盼望着的老伴专程到成都来过年。我们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却彼此好像是早就熟悉。我们没有成婚，看来一个还没有被“解放”的走资派，是没有资格写结婚申请书的。批不批准算个什么，迟一点也没有关系。我们一起在成都玩了几天，依依不舍。我们相约，一等我得到“解放”通知书，我便到重庆去和她欢聚。春节已完，她要回去上班，我送她上火车回重庆。在车站站台上，听汽笛一鸣，车轮滚动，看她在窗口挥手，不禁泪洒衫襟。我相信她也在流泪。我回家来，一屋子觉得空空****，十分冷清。我一个人又趁春归时节，到我们曾游过的草堂去寻找芳迹，哪里找得到。我回家来，写了一首七律诗《送归》，其后两月，一连又写了两首七律诗。
送归
锦江溪水碧于天，
千里送君咒逝川。
才绽桃花悲冰雪，
初成好梦幻云烟。
冷言似铁笑还哭，
新情如藕断却连。
别恨长如堤外水，
春华秋月待来年。
春日草堂遣愁
可怜霜鬓学风流，
三月桃花吹满头。
怅惘草堂寻旧梦，
徘徊花迳散新愁。
绿波澹澹摇萍影，
碧柳丝丝映画楼。
寄语南云为问讯，
何时命驾下渝州。
又
滔滔锦水恨东流，
缈缈雪山想白头。
靠树苦吟思美句，
临轩敲字赋闲愁。
平芜草漫迷来路，
翠竹飘烟暗幽楼。
雨打风吹三月暮，
惊涛骇浪喜同舟。
春天走了，初夏已来，我的“解放”好像还没有眉目。我也看得淡了，反正没有人再敢来批我斗我，让我逍遥自在，也就得快活时且快活吧。但是我和重庆的老王不能结婚团聚，只靠书信往还，互道衷情，总不是个事情。于是我决定请假到重庆去探视。我明说了她是我已经定亲的老伴，幸喜得到批准。于是我急匆匆地到了重庆，也不避讳什么地公开到她的报社宿舍里去。她的许多朋友都是早知道我的，也纷纷来看我，向我双祝贺。一祝贺我整得全四川沸沸扬扬的，最后却落实了政策，死里逃生；再祝贺我重新找到一个也是历经劫难、志同道合的老伴。
我在重庆住了一个月，老王对我无微不至地照顾。她的三个孩子比我的孩子还小，都很乖。对我也亲，特别是最小的一个小三，才八、九岁，她很需要父爱，便对我特别亲，常常坐到我的腿上玩。我才真正感到我有了家，有人关怀我，有人说话，有人疼我。于是我异想天开起来，我们何不趁我将解放未解放，正在逍遥的时刻，索性到外地去旅游一回，同时看望各地的老朋友呢。老王马上同意，报社领导都是她的朋友，也颇通情达理，便同意她一块出去逍遥。只是我的臭名昭著，还没有正式解放的证明，不能去住机关招待所，只能以她的证件，以普通游客到小旅馆登记住宿。管它呢，只要能走能住就行。
我们把必要的手续办妥后，安排好她的孩子，便买船票，顺流而下，过了我在长江岸边的老家石宝寨，游了三峡，到武汉、南京上岸游了风景名胜后，坐火车游了苏州、杭州，到了上海。原在上海市委任书记的老朋友曹荻秋已经死了，任统战部长的老王，听说我来了，专程从奉化“五七干校”赶回来相会。大家历经劫数，华发相看，不胜唏嘘。问起在上海的一些朋友，或死或病，或在劳动，倒羡慕起我这个逍遥派了。
我们坐火车到了天津。我无心去拜访那里的一些老朋友，都是走资派，不想给他们带去麻烦。可是我们住在一个小旅馆里，却遇到了麻烦。那里什么革命领导小组一定要我们交出结婚证，才准一起住。我们说老夫老妻，谁还带什么结婚证。不行，就是要我们分开住两间房。也罢，无非是多交房钱吧。可是真讨厌，我们玩到晚上十二点后，各归房间睡觉。他们却半夜里来叫门查房，看我们是否分开住了。其目的无非如果我们是在一起住，那就要罚款，又可以增加一点收入。半夜三更，扰人清梦，我和他们吵了起来。第二天早上，我去找他们的革委，向他们抗议，他们哪里理会。我心想来到矮檐下，只得受人气，罢了。
我们到了北京，打听到有些朋友已经解放，我们便住到老朋友松声家里。北京认识的头面人物，一个也不想去拜访，只看了一批已经获得解放的朋友。自然是都为我庆幸，因为他们知道我是“文革”一开始就被点名批判的全国重点人物，中间还听说从北京抓回去坐了监，自然是没有好日子过的。北京像我这样的人被整死的不少了，我能活出来，实在是万幸。他们似乎都无所事事，一天就是在家里学习烹饪学，干家务活。
北京可以游览的地方特别多，差不多的名胜风景区，包括长城，我们都去游了。过去到北京开会，总是来去匆匆，哪有机会去玩。这一回总算是饱饱地打了一回旅游“牙祭”。许多过去听说却没有去游过的地方也去了，还觉得没有玩够，还想在北京住些日子。在这里政治消息也特别听得多，许多闻所未闻的事，特别是关于“林秃子”出逃的故事和他的许多传闻，真是一个政治野心家和伪君子的典型形象。
但是我忽然收到从成都发来的电报。我们出来和家里是保持经常联系的，他们知道我在北京住的地方，电报打到松声家。我看电报是以李大章同志个人的名义发的，没有说别的内容，只是叫我“速归”。他是新任命的省委书记，打电报给我，当然是有重要的事找我。我们分析，很可能是我已获得解放，说不定要我回去给我分配工作。
我们都很不想回去，但是不得不回去。老伴请假出来的，已经一个多月，也应该回去了。于是我们告别北京的朋友，坐火车回到成都，老伴直接回重庆去了。
摆在我面前的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