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几个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回到成都。我一上班，看到一些文件和简报之类，我闻到一股气味不对，看到了“复辟回潮”这个新词。可以明确地看出来，其矛头是对准像我们这样重新出来工作的干部的。北京在开始批判一些新戏，我记不清楚了，不知是不是《三上桃峰》之类的。那声势不小。四川也有一个剧本《针锋相对》被点了名。这是重庆创作的一个剧本，是写上党战役的。我看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也许是我以修正主义文艺观点来看的吧。于是奉命检查，请重庆市委宣传部长来汇报，还是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艾芜的《高高的山上》的事还没有了，又出了新问题。我看得出来，现在在北京很得“文革”旗手宠信的文化部长于会泳，正是炙手可热，正如我曾去参加过的全国文化会上他杀气腾腾地宣告：他的文化部，就是“文化公安部”，就是搞文化阶级斗争的。他指向哪里，斗争锋芒就对着哪里了。这一回连指我们四川两件作品，难道是偶然的吗？
我的心里一直悬吊吊的。只得人在机关坐，等着祸从北京落了。果然不久，在北京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传来消息说，北京开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誓师大会，当然由“文革”旗手“亲爱的江青同志”和一批革命干将主持大会，并且由她作了一个杀气冲天的报告。奇怪的是，这么大的事情，事先没有让正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周总理知道。周总理是临时被通知去参加的。为什么采取这样的突然袭击办法？原来江青他们发起这个运动，口说是“批林彪”，而且莫名其妙地联上“批孔老二”，实际上满报告是批判“复辟回潮”。
接着“金棍子”姚文元就在全国舆论界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批判复辟回潮的势头，号召革命的造反派起来，誓死保卫“**”，反对复辟回潮。说搞复辟回潮的孔老二是一个，还有周朝那个周公也是一个。这就很清楚是把矛头对着“现代的周公”——周总理（过去大家都习惯叫周总理为“周公”的）了。就是说是周总理在否定“**”，在搞复辟回潮。
全国各地都掀起批判复辟回潮的浪潮。成都按照“中央文革”通知的规格，开了动员大会，也有大报告，也举出四川也有复辟回潮的事实。于是有人上去点了被文化部点过名的作品，说是复辟回潮的标本，这一下矛头指到我的头上来了。
过不几天，省委外面的街上贴满了清一色的反对复辟回潮的大字报。连省委宣传部的进门过道上也贴出了大字报。不言而喻，我又成了风头人物了。沸沸扬扬地越闹越凶，造反派的大字报贴到我住的小院里来，以致贴在我居室的门板上，大有封门之势。我想这一下坏了，我大概难逃厄运，说不定什么时候又要罢我的官，把我揪了出去，当作复辟回潮的典型来批判了。老伴埋怨我出来工作就抓文艺，还那么积极。已经迟了。我的确是祸由自取，悔之晚矣。
我们两个在家里密议，说不定什么时候造反派会破门而入，又来抄我们的家，我们必须防备。于是她偷偷在家里，把一切可能被造反派当作证据的片纸只字，都加以烧毁。最痛心的是，我们不得不把我们在渝蓉两地往来的情书，我们的《两地书》也烧掉。那是凝结着我们的爱情，我以为颇有真情的作品。我把它装订得好好的，藏在箱底。我们取出看了又看，很舍不得，欲投又止者再三。终于还是以保命为先，把它付之一炬。至今引为遗憾。
我忧心忡忡地去找了大章书记。他所说的却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他说：“让他们跳吧，无非就是几张大字报，你怕什么？”他这样说，我才安了心。我断定他决不会翻脸不认，罢我的官，把我抛给造反派去整了。他到底是大权在握呢。事实上在街上被贴出大字报的，也不只我一人，差不多新出来工作的老干部都挨了大字报。比如出来担任生产组长的原省委书记杨超，他挨的大字报比我还多。我不相信把这么一大批顶着杠子干工作的人都撸下去。
后来的事实证明，果然造反派也不过是跳一跳而已。他们到底有如强弩之末，大势已去，虽然他们还掌握着“中央文革”这块令牌，有时还可以呼风唤雨，制造麻烦，然而要想独霸天下，军队和老干部这两个坎子翻不过去，是搞不成的，即使他们得到最高当局的卵翼。
然而我却是惊弓之鸟，从此知道大事不可为，我以后要谨小慎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