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复辟回潮的风波，到底没有掀成滔天大浪，没有能够把以周总理为代表的以部队干部和地方老干部相结合的各级党和政府的根基掀翻。造反派又作了一次表演，结果却徒然表现其势衰力弱、众叛亲离、日趋崩毁的走向。原来造反派中有的颇有影响的头目，经过学习和思考，转了过来，参加到党和政府的实际工作岗位上来，不再和造反派合流。虽然这时也有极少数老干部，在政治上发生动摇，和造反派裹在一起，跟着闹了一阵，也只徒然暴露其政治投机面目，没有起多大的作用。
我们宣传部就来了一位造反派的大头目。她是四川大学的一位女学生，“文革”初起来造反，成为成都第一大造反派“八·二六”的头目，号称有百万大军的政委，曾是省革委的副主任。她被调到省委宣传部来做副部长，而且分工和我搭伙管文艺工作，这样便和我在部里朝夕相处了。起初闻她的威名，我有些顾虑，不知能不能和她相处得好。后来想，这也好，文艺工作最烫手，她的排位在我的前面，就让她去抓，我来协助她吧。这样，造反派就不敢找麻烦了，也许可以过几天太平日子。
她上班后，相处一段，我觉得她既不是可怕得像青面獠牙的魔鬼，也不是能力强得有三头六臂的强人。其实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因缘时会，做了造反派的头目。我觉得她并不是一个难处的人，并不张牙舞爪，相反地，她对我倒是比较尊重。她知道我是长期搞文艺工作的，她在学校也读过我的一些作品，有良好印象。她说她要向我学习做文艺工作。她真的在后来的许多工作中，总是倾心听我的意见，商量着办事，我也认真向她谈些文艺基本知识，使她不致开“黄腔”。有时我碰到麻烦，她也替我去顶一下。所以我们倒是合作得不错的。
我们有时无事，就做倾心的交谈。我们互相交心，她知道了在“文革”中一个老干部的处境和心情，我也从她的身上了解了一个造反派在文革前期的心态。她真心地对我说，她是学数学的，她和绝大多数的学生确是出于对毛主席的无限忠心，才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参加“**”的。在造反中她的确发现有些人革命动机不纯，有野心。她并没有权力野心，也不想捣乱。但是后来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她的意料，她已经被卷进政治的漩涡里去，身不由己，跟着滚来滚去，抓老干部，打砸抄，打派仗，不知会怎么收场。所以她半中间就退下来，想老实做点工作。
她所吐露的心声，我是相信的。她后来在宣传部工作，再也没有和她原来的部下去裹。即使在后来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全国掀起那么大的“批邓”政治风浪，她在言谈中或有失格之处，但是她没有像有些造反派头头，以致某些老干部那样，卷进去，跳出来，作了充分的表演，弄得后来身败名裂。在打倒“四人帮”后的清理中，她没有被查出有什么大的问题，她的造反派同事以致部下有的进了监，她却不过是免去宣传部副部长职务，调到一个科学研究部门工作。
最终使我了解，这场“**”，我们这些老干部，是受害者，他们那些造反派娃娃，其实也是受害者。毛泽东开始发动“**”，我想也是出于一种所谓反修防修的良好动机，但是一经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后，被一些政治野心家所利用，就像一群放出笼的老虎，已经无法控制，形成了暴民政治。毛泽东自己也由于各种原因，已经不能、也无法去收拾和控制局面，只能像他说的“因势利导”，顺流而下，直到他的亡故。当然，那些政治野心家和投机分子，也终于没有能“在血雨腥风中接班”，而最后走向灭亡。
我们有些老干部，看待造反派，特别是红卫兵，正如他们当时把我们老干部都看成是背叛毛主席的修正主义分子，一群“牛鬼蛇神”一样，把他们都看成是只会打砸抢的捣乱分子，一群妖魔鬼怪，都是不够实事求是的。那些造反派里面的确有坏人，也有政治投机分子，正如我们老干部队伍里也有坏人和政治投机分子一样。我和这位红卫兵的“大政委”相处一段时间，互相交心后，我才有这样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