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统与血缘的确，明贵贱，要算作是血统在社会生活中最重要也最现实的功能。具体地说，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血统高贵的，其人也高贵；血统卑贱的，其人也卑贱。可见，单有血统还不行，还要血统好。一要高贵，否则便是“贱种”；二要优秀，否则便是“孬种”；三要纯正，否则便是“杂种”；四要清白，否则便是“野种”。“野种”和“杂种”，在中国是骂人的话，而且极刻毒，因为被骂的已不限于本人，而是延及祖宗，株连九族，所以非回骂“操你祖宗八代”不可。
于是，一个人要想使自己显得高贵一点，就不能不把自己的血统弄得高贵起来。比如曹操，是宦官曹腾养子曹嵩的儿子，在当时实在要算作“出身不好”的，于是自作《家传》，宣称是曹叔振铎之后。其实曹家先前再阔，与干儿子的儿子又有什么关系?何况追溯得越远，自然越不可信。刘备就滑头得多，仅仅自称是汉中山靖王之后。年代不远，相对可靠，又与当今皇上沾亲带故，便一下子飞黄腾达了起来。
可惜，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这样攀龙附凤的。比如我们姓易的，祖上就没出过什么显赫的人物。述起家史来，实在是乏善可陈。我太太姓李，历史上倒是出过皇帝，但姓李之人何其多也，大家都说是李世民的嫡传，只怕也不好落实政策。
这就要想办法。
办法也是有的，那就是“结缘”。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娶个血统高贵的老婆，或者嫁个血统高贵的丈夫。
这也是顶用的。因为我们通常所谓“血缘关系”，实际上是以经纬两条线索交织而成的人际关系网络。“经”即父系的“血统”，“纬”即母系的“血缘”。辞书上往往把血统和血缘混为一谈，其实不然。统，是纵向的；缘，是横向的。统，指“一脉相承”，所以只有父子、祖孙，才叫“血统”。缘，有边沿、缠绕、攀援、牵连、顺沿、凭借等义，算是“拉扯”来的，所以“缘”低于“统”。比如父子祖孙，是血统关系；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族兄弟姐妹，是同一血统的血缘关系；表兄弟姐妹，则是不同血统的血缘关系。至于姑嫂连襟，就连“血缘”关系都没有了。所以父子亲于兄弟，堂兄弟亲于表兄弟，表兄弟亲于姑嫂连襟。“统缘”之别，也就是“亲疏”之别。
血统与血缘，虽有亲疏、内外、纵横之别，却并不意味着血缘就不重要。相反，因为同一血统的人不能婚配，则家庭要建立，家族要扩展，种族要延续，就非到血统以外的家庭、家族那里去结“缘”不可，这就叫“姻缘”。“姻”即“因”，即“因而成亲”，又叫“婚姻”。细说一点，则男子娶妻日“婚”，女子嫁夫日“姻”。故妻之父为“婚”，夫之父为“姻”，相互间的关系就叫“婚姻”。之所以叫“姻亲”、“姻缘”，而不叫“婚亲”、“婚缘”，是因为只有通过女方才能“结缘”(故婚姻二字皆从女)。这些姻缘显然又要造就许多新的血缘和亲缘。这些新的血缘和亲缘，又要到别的血统那里去“结缘”。这样一来，由家庭而家族，由家族而氏族，由氏族而民族，也就终至“四海之内皆兄弟”了。
可见，所谓“亲”实际上有两种，一种是有血缘关系的，叫“血亲”；一种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叫“姻亲”。姻亲虽然不如血亲，但好歹也是“亲”。何况，非血亲之亲，无论人数、种类，都比血亲多。比如同辈血亲，无非兄弟姐妹。就算加上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族兄弟姐妹，也还是兄弟姐妹。姻亲的名堂就多了。连襟、妯娌、姑嫂、郎舅，五花八门。称谓也多，嫂子、弟妹、姐夫、妹夫、小叔子、小姑子、小舅子、小姨子，不一而足。几乎没有哪个民族像我们这样分得那么细。这些都是为了“别内外，定亲疏”。但既然有亲有疏，就说明并不局限于小范围内，可以泛。
亲可以泛，则情也可以泛。什么是亲?亲的本义是“感情深厚关系密切”。所谓亲情亲情，就是说情由亲生，亲由情定，一泛俱泛。这样，一个道德的人，就可以由亲爱亲人而至仁爱民众，又由仁爱民众而至爱惜万物，这就叫“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是一个君子所应达到的道德境界。
不过，亲则亲矣，爱则爱矣，还是要有分寸、差等。对于亲人，是“亲爱”；对于人民，是“仁爱”；对于庶众，是“泛爱”；对于万物，是“怜爱”。这里显然有多寡，有浓淡，有厚薄。其标准，则主要取决于血缘。血缘越近，爱也越浓厚，越特别；血缘越远，爱也越淡薄，越一般。但不管怎么说，还是可以泛。
亲缘可以泛化，则情感也可以泛化。情感可以泛化，则伦理也可以泛化。因为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原本就源自家庭。所谓“三纲五常”，便三纲中有两纲是讲家庭关系的(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中则有三个原属家庭(父子、夫妇、兄弟)。又比如“天地君亲师”，也如此。因为天地君师都视同父母，核心其实是“亲”。这样，中国文化以家庭为本位，就不仅是“家单位”、“家天下”，而且是“家伦理”。
家伦理所谓“家伦理”，就是把处理家庭内部人际关系的伦理道德观念，看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准则，作为个人和国家的“立身之本”和“立国之本”。比如家庭伦理的准则“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用之于国，即为“君令臣恭”，用之于友，则无妨照搬“兄爱弟敬”。因为民族不过家族的放大，朝廷不过家庭的升格，君臣不过父子的变相，朋友不过兄弟的延伸。因此所谓“家国一体”，也就不但表现为模式上的“同构”，也表现为机制上的“同律”。也就是说，“齐家”也好，“治国”也罢，其机制都是伦理道德，只不过前者叫“纲常”，后者叫“纲纪”。但仔细考察一下，便不难发现它们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君为臣纲”与“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道理都一样，而“仁义礼智信”，则是家国通用的。这也不奇怪。国既以家为模式，家又不可再分割为个人，当然也就既不可能有“国伦理”，也不可能有“个人伦理”，而只能有“家伦理”。事实上，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如果不爱自己的家，便很难设想他会爱国；如果不能为自己的家尽义务做奉献，便很难设想他会为国尽义务做奉献；如果不能治理好自己的家，便很难设想他能治国，这就叫“家齐而后国治”。或者说，“国之本在家”。
所谓“国之本在家”，其实也就是“道德之本在家”。
首先，家庭是伦理道德的培养基地。对于任何民族的个人而言，家庭差不多都是他的第一所学校，母亲差不多都是他的第一位老师。知识教育、道德教育和审美教育，都从这里启蒙。但是，中国人的所谓“家教”，却几乎约定俗成地专指道德教育。比如，当我们指斥某人“没有家教”或“家教不严”时，一定是这人在“做人”，在讲礼貌懂规矩方面出了问题，而决不会是因为他没有知识或不会审美。事实上，中国的传统家庭教育也确实是把伦理道德教育放在第一位的。儿童最先学会的词汇是称呼父母，而接受最多的文化指令是“听话”。尊重父母则“孝”，听话则“顺”。孝生敬，顺生服。孝敬顺服，是中国全部传统道德的根基。由“孝于父母”，而“友于兄弟”，而“和于夫妇”，而“忠于君王”，而“尊于师长”，而“信于朋友”，一套伦理道德系统，就这样建立起来。
童年的记忆是根深蒂固的。它可能会变成一种“文化无意识”而积淀到心理深层，成为一个人日常行为的文化指令。比方说，一个从小就“孝悌”的人，在社会上就很可能“尊老爱幼”；一个从小就“听话”的人，在单位上也很可能“遵纪守法”。在家为“孝子”，在乡为“顺民”，在国则便必为“忠臣”。道理很简单：如果对事实上的父亲尚且不能尽“孝”，那又何以让人相信他会对名义和礼仪上的父亲(君王)尽“忠”呢?这就叫“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因此，正统的君王和朝臣，对于那些不能尽“孝道”的官吏，是很难给予真正信任的。甚至在制度上，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即一应在位官吏，无论职位高低，如遭父母之丧，必须去官回乡，在家守孝i年，叫做“丁忧”。只有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国君才可以令其移孝尽忠，戴孝就职，叫做“夺情”。
家庭不但是伦理道德的培养基地，也是伦理道德的主要实践场所。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无论外出做官，还是外出做事，机会都不很多。所以他们学习的伦理道德规范，主要地还是用于家庭，正所谓“学之于家，习之于家，得之于家，用之于家”，因此是“家伦理”。更重要的是，“家伦理”都往往不是什么大道理、大教条，不是空话和套话，而是实实在在可见可闻可模仿可操作的具体规范。比方说，“出必告，返必面”就是。小孩子出去，一定要告诉父母一声；回来了，也一定要去打个照面。这很现实，很具体，很好学，也很容易做到，但意义并不因此就很小，实际上是在培养一种设身处地替他人着想的道德精神。因为苟不如此，便会无端的让父母担忧。这种只顾自己的行为，对父母是不孝，对他人就是不仁，因此必须予以纠正。
相反，一个有“家教”的人，便不会因为这种小小的疏忽而给他人带来不便。他到外面做事，到朝廷做官，也一定会懂得事先请示，事后汇报，事中通气，从而深得领导和同事们的嘉许。可见此事虽小，作用却大，意义也很深远，所以既是小事，又是大事。说它“大”，是因为善之为善，本无大小。聚沙可以成塔，集腋可以成裘，而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故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说它“小”，是指易行而言，不是“挟泰山而越北海”，力不能及。力所能及又意义重大的事，有什么理由不做呢?
由此可见，家庭，实在是实践伦理道德的极佳场所。一个人，如果在自己家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锻炼，那么，无论他到社会上担任什么“角色”，都不会“失德”或“失礼”。因为“礼”的仪文虽家国不一，内在精神却是一以贯之的。对父母孝顺的，对君王就忠诚；对兄长敬重的，对长官就恭敬；对子弟慈爱的，对下属、民众就仁和。这就叫“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围”。家之重要，实已毋庸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