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大男大女”
中国父母最关心的，无非是子女的三个问题：教育、工作和婚姻。
第一个问题最基本。因为如果教育问题没解决好，没有学历和文凭，或者专业没选好，就不好找工作和对象。所以一到高考，家长都要围着子女团团转，甚至从上小学起，就开始忙。因为只有小学上得好，才能上重点中学；上了重点中学，考大学才有希望。所以非“从娃娃抓起”不可。
第二个问题最关键。因为如果工作问题没安排好，则前面的努力等于白费，后面的希望也会落空。所以，一些有头脸有门路的家长，往往在子女尚未毕业时，便未雨绸缪，预为铺垫。没有办法的，则多半会帮子女挑一个热门专业，选一个便于分配的行当。节衣缩食以备来年请客送礼之需，自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第三个问题最麻烦。麻烦在于前面两件事是选物(学校或专业)，后面这件事却是选人。如果嫁非其人，或者娶不如意，不但子女倒霉，自己也不得安宁。当然，如果找不到对象，也麻烦。麻烦还在于前两个问题自己还可以想办法，后一个问题却往往使不上劲。但不想又不可能。尤其是，当前两个问题解决以后，第三个问题就会突现出来；而子女们一旦成了“大男大女”，问题也就严重了。
婚嫁之事很麻烦，大男大女则是大麻烦。
所谓“大男大女”，是指较多地超过了婚龄而又尚未婚配，甚至连个婚配对象也还没有的“超龄青年男女”。这里说的“龄”，当然是“婚龄”。具体的数字，则没有法定的明确界限，只有约定的含糊说法。大体上说，在古代社会，男子超过三十岁，女子超过二十岁，如尚未婚配，也没有指婚或定亲，就算是“超龄”，因此有“三十未娶，不可再娶；四十未仕，不可再仕”的说法。至于现代，年限又可再放宽一点，大约男子超过三十五岁，女子超过二十八岁，如无对象，便一般公认是“大男大女”。
这种意义上的“大男大女”，恐怕是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难免会有的。因为一个人成为“大男大女”的原因实在太多、太复杂，有一直难以找到称心如意伴侣的，有经济条件家庭条件不允许的，有为事业宁肯牺牲个人生活的，也有对此根本没有兴趣抱定宗旨决意独身的，不一而足，更难说会形成一个共同的“问题”。甚至在现代西方国家，一般说来，青年男女都可以自由地找到自己的异性朋友、情人或性伙伴，并公开同居，而结婚则只是一种形式和手续。他们并不缺少爱情和性，当然也就没有什么“问题”。即便有问题，也纯粹是“个人问题”，而绝不是什么“社会问题”。
然而在中国，所谓“大男大女”，不但是“问题”，而且是一个必须由全社会来关心过问的“社会问题”。家长要着急，领导要关心，单位要过问，群众要议论，甚至政府也要设法予以解决，早已超过“个人问题”的范围。这样一来，“大男大女”之“成为问题”，本身就是“问题”。本书要研究的，也不是“大男大女”，而是它何以是一个“问题”。
“问题”这个词，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其实很复杂，也很微妙。它至少包括这样几种意思：一是要求回答或解释的题目，二是必须研究讨论并加以解决的矛盾，三是事故、意外、麻烦、障碍、疑难、纠葛，甚至缺点、错误、污言、秽行，也都可以称作“问题”。不但有上述事实是“有问题”，怀疑其有也可以说是“有问题”，因为“怀疑”本身即是“问题”。比如，说一个人“历史上有问题”，就既可能是指他历史上“有污点”(如曾叛国投敌等)，也可能只是指他历史上有些事情还不清楚，“政治面貌不清”，有待调查。所以，“窝里斗”的老手，在整人时，便往往含糊其辞地说某某人“有问题”，却并不说出“问题”的内容，弄得大家疑神疑鬼。可见“问题”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也还是一个“问题”。说清了这一点，下面的“问题”，就比较好讨论了。
诸多麻烦超过了婚龄而不能嫁娶，对于男女当事人而言，当然是一个问题，因为它会给当事人带来许多麻烦和不便。比方说，没有自己的家。按照传统观念，一个人到了婚龄，就应该自己“成家”，不能再和父母住在一起。继续住在一起，不但会让父母焦虑，弟妹嫌弃，自己也会有种种不便。再说，父母终归要去世，弟妹终归要自立，到头来只剩下自己孤身一人，那可真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了，岂能不是“问题”?
又比方说，没有爱。既没有贴心人的体贴、关怀、温暖，也没有**。在中国，宿妓违法，婚前和婚外的性关系(通奸)也被视为“不正当”。于是，正派的青年男女，如无合法配偶，就只有忍受性饥渴，至多用**的方式聊以**，这对性欲旺盛精力充沛的青年男女来说，无疑是一种痛苦。
再比方说，没有面子。一个成年男子，如果总也“讨不到老婆”，就会被人看不起，视为无能。或是事业上没有成就，或是经济上没有担保，或是行动上没有魄力，或是社交上没有本事，或是相貌不好，或是品行不佳，或是人缘太坏，或是地位太低，要不然就是生理上有毛病，心理上有名堂。一个成年女子，如果总也“嫁不出去”，就更会被人认为有问题。否则一个年轻貌美的“黄花闺女”，哪有嫁不出去的道理?多半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吧?这种心理压力，谁也承受不了。所以不少“大男大女”，到了实在顶不下去时，往往胡乱找个对象，凑合着结婚了事。
当然，除此之外，也还有一些其他问题。比方说，中国传统观念，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自己“大”了还未婚嫁，就有点“不当”，也就是“不应该”，这在心理上是会有压力的。另外，孤男寡女的，在社会交往方面，也多有不便，弄不好就会有人说闲话。俗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大男大女的门前是非也不少。既有善意的规劝，也有恶意的猜测和敌意的防范(怕他们充当“第三者”)。所以，即便为了避免闲话，为了能和社会正常交往，也不能不考虑婚嫁问题。
自己的子女到了婚龄而不能嫁娶，对于他们的家长而言，也同样是一个“问题”。“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儿子不结婚，孙子从哪儿来?列祖列宗面前如何交代?家庭宗庙的香火由谁来接续?所以一到这时，做父母的往往比当事人还着急：“你还想不想让老娘抱孙子?”“你想让老子断子绝孙么?”如果自家的女儿不能出嫁，则压力更大。“女大不中留，留来留去成冤仇”，这一古训不能不记取。况且，女儿嫁不出去，做父母的脸上是极没有面子的。“某某人家的、f，头是个没有人要的货”，听了这话，谁的脸上还挂得住?
况且，父母不着急也不行。因为父母为子女的婚嫁操心，已成了一种习惯或习俗，如果自己的子女成了“大男大女”，做父母的居然还无动于衷，岂非咄咄怪事?这就会招来议论，引起闲话。没法子，只好催子女“抓紧点”。
所以，成年男女超过婚龄而不能嫁娶，对于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家庭而言，当然都是一件麻烦甚至不幸的事情。但这也至多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与他人何干?与社会何干?又与国家何干呢?
他人的态度他人来关心大男大女们，有正反两方面的原因。
正面的原因，是出于对他人的一种关心和同情。这种同情心是任何一个有人缘会做人的人都不能没有的。而在中国人看来，世界上最不幸、最值得同情的，又无非是无妻、无夫、无父、元子这四种人，即鳏、寡、孤、独。这四种人之所以特别不幸、特别值得同情，不但是因为他们无法享受天伦之乐，而且在于他们没有或失去了自己社会角色的对象，——夫无妻，妻无夫，父无子，子无父，可不是没有“对象”?没有对象，也就没有自我；无法担任角色，也就没有面子，岂不悲哉?“大男大女”虽然一时半会儿的还称不上“鳏寡”，但至少是候补“鳏寡”，甚至候补“独”，因为年轻时不结婚，老了何来的子?所以要帮他们找“对象”。不但要帮大男大女找对象，也要帮中年丧偶的人找对象。不这样做，就是没有同情心，也没有人情味。大男大女和中年丧偶者们的周围，总是集结着一大群帮他们寻找介绍对象的热心人，道理就在这里。而且。“皇帝不急急太监”，这些热心人往往比“大男大女”们还要积极。
反面的原因，则是对独身的憎恶和歧视。本书第五章已说过，中国人无论什么事，都要求“人人有份，大家一样”，连婚姻也不例外。既然我结了婚，那么你也应去找对象；既然我们比你年轻，都找了对象结了婚，你那么大了，还故意拖着，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孤芳自赏?是不是孤傲自大?是不是孤高自许?是不是孤僻自爱?否则为什么一个人在那里“称孤道寡”，不像我们这样成家立业?是不是故意和我们作对?故意显示自己与众不同?故意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故意不给我们面子?否则为什么我们介绍的对象，你一个也看不上?如此推理下去，便会产生一种憎恶感，视独身者为“怪物”。甚至以一种阴暗的心理，对他们进行猜测和怀疑。至少是，大家都结婚生子过小日子了，某某却坚持一个人独往独来，便不能不让人感到别扭，因为他竟如此地“不合群”。你既然“自外于国人”，“自绝于群众”，那就休怪我们不客气了。所以，坚持独身，拒绝他人介绍对象者，便往往被视为“孤僻”，在单位上会被“孤立”，甚至档案里没准也会被“记上一笔”。
更何况，“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他们本来就该结婚。“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句话说了上千年，想必是“真理”了。可惜，谁也没有认真弄清过，这个“当”字究竟是什么意思?是正当、应当还是当然的“当”。或者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说一个人到了婚龄，就拥有了可以结婚的“个人权利”，还是说被赋予了必须结婚的“社会义务”?恐怕没有人认真想过。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男孩子长大了，当然要结婚：女孩子长大了，当然要嫁人啦!为什么就“当然”呢?没有什么“为什么”，可见是“想当然”。但如果全中国都这么想，那么，不用想，也当然。
于是，婚嫁一事，就由“个人权利”变成了“社会义务”。既然是“社会义务”，也就“人人有责”，每个人便都有资格来关心，来过问，来插上一脚。显然，这正是作为中国文化思想内核的群体意识所使然。依照群体意识，人与人之间，既无分公私，亦无分你我。个人的事，也就是公共的事；他人的事，也就是自己的事。大家都该管，人人都能问。不问不管是不负责任，而不让别人来管则是不通人情。
可见，正是群体意识，使大男大女这个原本纯属个人的问题，成了“他人问题”和“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