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有一句话，造反派常常说，老干部也常常说，我们朋友相聚，发起牢骚来，更是常常说。这句话就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全都要报”。我们就是不相信眼前这样的局面，会万世不朽。即使这些跳梁小丑，依靠政治投机，获得中央相当大的权势，俨然想窥窃神器，抢班夺权，在中国实行封建法西斯统治。但是他们反历史潮流而动，是不得人心的。他们现在上下跳蹿，神气活现，其实已经是回光返照。他们和他们支持者和拥护者，早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
1976年的中国，是多事之秋。一月，周恩来总理走了，一棵大树倒了。全国人民同声悲悼。北京人民为了纪念他，也为了发泄心中的愤懑，在四月清明节前后，不约而同，成群结队，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挂挽联，系白花，唱悼歌，念悼诗，人山人海，日夜不断。花圈堆成山，纸花飞满天。许多“走资派”带着伤痛，扶着手棍，也公开地或秘密地赶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悼念。接着全国各大城市也群起仿效。眼见一股冲击“中央文革”那一帮子人的人民怒潮就要形成。他们慌了手脚，于是谎报军情，假传“圣旨”，硬把这场民主革命运动，说成是“反革命事件”。而且生拉活扯地把邓小平绑在一起，大张挞伐。进行批判，乘机把邓小平撸下去，除了他们的心腹大患。这就更惹恼了全国人民，眼见更大的人民民主怒潮，更加汹涌澎湃。他们在全国掀起“追谣言”的逆流，已是强弩之末，没有多少人理会了。
七月，朱德朱老总走了，又一棵大树倒了。接着唐山发生大地震，死了二十万人。真好像是应了古代的传说，天降大难，必有妖孽，国祚不永似的，国家将要出现大事情。果然，九月九日，毛泽东主席撒手归天。不出一月，十月六日，又出现了大家久已期盼着的粉碎“四人帮”的斗争。
毛泽东这位伟大的历史人物，几十年来，的确身系中国之命运。中国百年来屈辱和奋斗的历史，铸造了这样一位伟大历史人物。他和他的战友们，顺乎天命，应乎潮流，体现人民意愿，领导中国人民，经历千难万险，百折不回，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他的功勋，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要说一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毛泽东算得是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起过很大作用的人物了，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是如此。他的去世，引起人民的悲痛，是自不必说的了。然而他的去世，却也给“**”画上了句号，使几乎濒临崩溃的国家，在粉碎了“四人帮”，总结了历史教训后，转上改革开放的辉煌发展的道路，这也是人所共知的。
然而这个道路也不是平坦的。
毛泽东的去世，大家在悲痛之余，理所当然地引发了更多的思考。中国将往何处去，谁来接他的班，都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虽然毛泽东去世前，曾经指定华国锋接班，但是“中央文革”那一班子人，正在虎视眈眈，阴谋夺权，早就听说他们在精心策划，想玩过去宫廷“矫遗诏”的老把戏，华国锋能把握得住吗？而且华国锋的资历、威望、能力，能孚众望吗？如果稍有失误，“中央文革”那帮人阴谋得逞，那将天下大乱，千百万人头要落地了。当然，大家都看得出来，那时还实际掌握着军权的留下的老帅们和实际上还掌握着中央和地方相当大一部分权力的老干部，能听任他们阴谋夺权而无所作为吗？
我们都在窃窃私语，大张着眼睛看着。这关乎国家的命运，也关乎我们个人的安危。我们每天都仔细地听广播，看报纸，企图从每一条新闻、每一篇文章的缝隙里，每一张照片的背后，看出一点消息来。我们看到毛主席治丧委员会的名单排序和追悼大会站位，主持人和致悼词人名单，感到忐忑不安。除了华国锋，那一帮子人占优势，如果华国锋被他们架空，抓到了最高权力，他们就可以以多数兴风作浪，矫诏夺权。这真是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呀。
这年的五、六月间，我作为一个管文艺的宣传部长，不得不在北京那个文化部的催逼下，叫峨眉电影制片厂赶快拍那部反走资派的电影《寄托》，特别是文化部长于会泳去昆明回京路过成都，我陪省委杜秘书长去机场迎接，他问起这部影片的拍摄情况后，杜秘书长更催我抓紧。他私下对我说：“这件事不抓紧，有个三长两短，省委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这个我当然明白，于会泳早就说过，他的文化部就是“文化公安部”，是专门对文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到时候拿不出影片，他到江青面前奏上一本，谁吃得消？但是偏偏这时又出一件令我心烦意乱的事。
当北京天安门那股风传到成都，成都的群众也纷纷抬花圈上街，在街头唱悼歌，念悼诗，彻夜不歇，各种对于“中央文革”那帮人不利的谣言满天飞。我也偷偷乘夜间上街去稠人广众中听群众念悼文和诗词，我也兴奋不已，得到了一种从来没有享受过的痛快。这时，我不知从哪里得到一份《周恩来遗言》的传单。我明知周总理恐怕不会留下这样的遗言，但是那上面说的却也发人深思，令人感动，即使是有人编造的，但也反映人民的心声，读起来也可得一时的满足。我把这个传单给我在大邑中国计量科学研究分院工作的女儿看了，她把这传单传给她的在哈尔滨工作的好友，她自然也是个“走资派”的女儿。这时这个传单传得相当广泛，我女儿的单位里也有这样的传单。
后来“中央文革”矫诏把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后，一纸命令下来，追查谣言，把《周恩来遗言》当作最重要的谣言来追查。不知怎么的，从哈尔滨我女儿的朋友那里追查到我的女儿身上来了。由于她是罪名昭著的“现在还在走”的走资派的女儿，她单位的“为王前驱”的革命领导，对她追得很紧，并且听说报到成都市公安局备了案，要当反革命事件来追查的样子。他们不准我女儿离开单位，用连续轰炸的办法，连夜不让睡觉的办法，进行“谈话”，要她说出她的谣言从何而来，她的“黑后台”是谁。很显然地，那些革命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想把这个谣言的“风源”追到我的头上来，以为在这样一个小女子身上下功夫，她岂有不招认的？这样一来，他们就拿到打击我的杀手锏了。我的机关里自然也不乏喜形于色的人，大有要叫我“说清楚”之势，等着看我“原形毕露”了。我一时也无法知道我的女儿是否说出她从我这里看到这个传单的，搞得我相当紧张。幸喜我的女儿在这许多年的颠沛生活中经受了锻炼，也面对过一些考验，竟然没有被逼出口供来。好在这时她的单位里有一个同事，主动说出是她给我的女儿看的，我的女儿也的确从她那里看到过这份传单，只是我的女儿不想牵连她，没有说出她来。她却勇敢地站出来替我女儿担风险。这个同事是工人阶级的女儿，那自然是“心红根子正”的了，于是追查不下去，不了了之。我这个老走资派更是锻炼有素，什么也没有说。心想大河大江都淌过，现在反正是有理也没有理，要来的就来吧。幸得那个过去当过大造反派政委的同事，现在正和我一起在抓那部电影，她证明我和她一起一直正忙着抓工作，没有听到我说过什么，这才算无事了。她当然不知道我的确上过街听过街头诗朗诵，也的确听到过一些“谣言”的。只是我的确没有敢向她传过这份传单。
这年夏天，不顺心的事很多，成都也“闹”地震，天天在户外睡觉，有时还遇到下雨，同时还要抓我很无兴趣的工作，太叫人心烦了，只觉得这日子怎么这么难过呀。毛主席去世后，又看到王洪文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跳得老高，大概都将位居极品，将来这天下是谁的，很不明朗，我们这些人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呢？就这么忐忑不安，一直到十月六日一声惊雷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