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疗养院住了一期，三个月过去了，外面的局势还不明朗，那里的医生有一位是我过去在大学的同学，他似乎也理解我的处境，便主动提出，让我再住一期。我当然是求之不得了。可是没有等我住满这一期，祸事却落到我的头上，是祸躲不脱呀。
我住在疗养院里，外面的人还是不断来疗养院里找我。因为我是主管文艺的，部里这方面的事，谁也不想插手，都推到我的头上来，我不过问不行。特别是于会泳那个“文化公安部”，下达指示，全国都要配合“反击右倾翻案风”，创作反走资派的节目。在北京专门开了会，下了指标，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要拍一部反走资派的电影片。这部片子一定要在1976年国庆节作为献礼片，国庆节前要拍好送到北京去审查。这真是火烧眉毛的事。
说实在的，我对于拍什么反走资派的电影——我自己就曾经是所谓走资派——下意识地反感。把文艺作品作为为那些佞幸之徒歌功颂德、涂脂抹粉的工具，作为批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的武器，我打心眼里厌恶。但是去开过会的同志回来汇报，文化部说得很严重，完成不完成这个“光荣”任务，是政治问题，是忠不忠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试金石。不拍是不可能的。我们给部里说了，同意叫峨影创作和拍摄。什么艺术不艺术，质量不质量，能拍出来交卷就行。须知那时已经是1976年的春天，隔要交卷的时间不过半年了，拍电影的剧本还八字没有一撇呢。
峨影这时发现四川作协的一位作家，正有一个以描写四川知青下放云南西双版纳为题材的本子，把它改成反走资派的本子就行。虽然勉强，也只得这么办了。那位作家还好，愿意支持。于是匆匆地改写了本子，名叫《寄托》。峨影厂的领导把本子送到疗养院来，要我看一下，最后拍板。他们已经组成摄制组，准备马上开到西双版纳去，争取在那里雨季到来以前，把外景抢拍出来。时间是十分紧迫的。
我只好把本子接受下来，赶着看了一下。说实在的，那本子上写的所谓走资派，实在不过是一个犯了错误的老干部。这样一个犯了一点错误的老干部，怎么可以当作敌人来批判和打倒呢？峨影的人来看我时，我把本子交给他们，我说：“这本子上的走资派，实在不过是一个犯了错误的老干部。不像走资派。”
我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就脱不到手了。
那时全国正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风头上，成都各方面的造反派，都跳了出来，满街贴大字报，首先是把大字报贴满省委外面的街头，以致贴到省委大院里来，满墙满壁，都说是“走资派还在走”。又开始揭发省委的书记们，更不用说下面各部委组局了。有的老干部也跟着闹，跳得老高。听家里人说，我住的宿舍楼上，就常见一些造反派头头来和老干部接头议事。形势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以致造反派开始揪斗省委领导同志，省委为了坚持工作，有些领导同志不得不转入地下。有的省委书记被他们揪住，一同弄到北京告状去了。有的省委书记在回答问题时，竟然被造反派动手打了。眼见形势严峻，说不定我们这些人也迟早会被揪出去。即使我躲在疗养院里，哪怕躺在病**，他们也是可以揪出去上斗争会的。我坦然地等着这一天的到来。
峨眉电影厂的造反派，从“文革”开始，就是在成都出名的。现在他们岂有不闻风而动的？但是他们现在担负着北京的特别拍摄任务，不能不拉起队伍赶到西双版纳去。在这个摄制组里是有几个跳得起的，且看他们如何动作。
果然没有过多少天，峨影的人来说，《寄托》摄制组，到了西双版纳，停机不拍。打电报回来说，要我和峨影厂党委书记到西双版纳去，说清楚问题，才能开机。否则他们就要把队伍拉回成都，揪起我和省委领导到北京去告状。峨影的同志说，如果真是这样，在西双版纳错过了时间，5月雨季一来，就拍不成外景，要8月把“双”片送北京审查，就来不及了。到时拍不出来，北京怪罪下来，说四川反对拍反走资派电影，那就是滔天大祸降临了。
这的确是一个严重问题，省委也吃罪不起。省委现在正处在十分困难的时刻，他们要拉起队伍回成都，会把事情弄得一团糟。我看这件事情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我和峨影党委书记老李，赶到西双版纳去，“说清楚问题”，也就是说，他们要追究我说的那句话，那就让他们批判斗争一番。只要他们马上开拍，或者边批边拍，在雨季到来以前，按时把外景抢出来就行。
我从疗养院回到省委，去找了一下省委杜秘书长。书记们躲起来了，他也正弄得焦头烂额。现在又出了这么一个麻烦，如何是好。他考虑一下，说只得委屈我和峨影的老李去云南走一趟，妥善处理，不要听任事情变得更复杂化。我说：“看来，我不去不行，批判斗争随他们吧，我见得多了。不过省委要给我一句话，同意他们拍反走资派的电影。”杜秘书长说，他去请示一下告诉我。他和我比较熟，就大发起牢骚来，他说，这成什么世道？省委被迫转入地下。他于是又说出他常说的那套“文盲加流氓”，“闹而优则仕”的话来，以泄积愤。他还担心我的身体吃得住不。我说，自我感觉还算良好，好不好总得去上阵嘛。
杜秘书长向省委书记请示后，告诉了我，同意我的意见。于是我和峨影的老李便坐飞机到昆明，我们一下飞机，住进宾馆，就发现昆明的形势已经很紧张，看到大街上造反派正把云南省委一位书记抓来放在公共汽车顶上的沙发里游斗。我和老李马上转往西双版纳景洪拍摄现场。4月7日，我们坐车到了墨江，从广播里听到中央电台广播，宣布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广播气势汹汹，令人胆战心惊，我们知道此行凶多吉少。事已至此，只好硬着头皮，准备挨斗。
可以想象得到，我们一到了那里，就上了造反派为我们摆的大批判战场。反正是那些已我听得耳朵起茧子的话。不过出乎我们的意料，当我正式宣布，省委已经同意他们拍反走资派的电影时，大多数的人都没有什么话好说了，有几个造反精神特强的，还扭住想做文章，不断制造点小麻烦，让他们搞吧，只要外景能抢拍出来，其余都不在话下。我的大儿子对我的病体很不放心，跟我一块去了景洪，以便照顾我。我在挨斗争时，他时常发火，虽然他的块头不大。却几乎要和人打起来。我阻止了他。
我们在那里呆了一个半月，时不时地挨批。一直等到外景拍得差不多了，我们才离开那里回来。到了昆明后，老李年轻些，他觉得他的身体没有什么问题，天天出去跑，我却突然感到身体不舒服，心里难受。我到医院去住了几天，进行调整，然后和老李一块坐飞机回成都。我感觉很好，而老李却在回来的当天晚上，便突发心脏病，结果得了脑血栓，半身瘫痪，至今未愈。算是**赐他之“福”。
我们回到成都后，向省委汇报，领导表示满意，造反派没有借口了。我本来还应该回疗养院的，可是要督促这部反走资派的“献礼”片的拍摄，以便按时向文化部交卷，只好不疗养了。到了8月，到底把供审查的“双”片按时送往北京文化部，使省委卸下了“包袱”。但是谁知道呢，我因为被说成是反对拍反走资派影片而受到造反派的批判，“四人帮”垮台后，我却被说成是支持造反派拍反走资派影片而受到审查，两头不讨好。要不是省委杜秘书长仗义执言，使想整我的人没有的事，不然我就该倒大霉了。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