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是十月初，文化部通知开会，说于会泳要检查反走资派电影拍摄情况，我奉命到北京去参加，住在西苑大旅社。一开会，开宗明义地说是检查“献礼片”的拍摄情况的。我不知道献什么礼，向谁献礼，我想自然是指各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反走资派电影了。当时风头最健的是上海拍的《反击》，是写“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以邓小平为靶子，大肆攻击，这哪里还叫电影？看来我们四川拍的片子，走资派太小，水平太低，难以出手。还听说上海正在拍一部叫《伟大的节日》的电影，那才是高级的呢。我们也不知道是歌颂他们什么伟大的节日，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听说是准备为他们粉墨登场的那个伟大节日献礼的。
我们才开了两天会，那些文化部的爪牙，上蹿下跳，好不得意。可是十月七日上午，我们刚进会场，却宣布说会议暂时停止。接着过了两天，又宣布说，大家回家去，这个会不开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想找人打听，可是文化部负责会务的那些人一个也见不着了，听说是前天晚上撤走的，简直是作鸟兽散似的，这引起我很大的注意。于是我到北京的朋友们家里去串门，他们说也没有听到什么，只是种种迹象，好像是发生什么大事了。我把我们开会的异状告诉了他们，他们异口同声地叫出来：“莫非是……？”都心照不宣地笑了。
过了一两天，从各种渠道传出了不同的说法，但是可以肯定，中央出了大事了。从文化部的人忽然失踪，也可以猜想，很可能是他们的主子出了问题了。
再过两天，局势明朗化，北京到处都在传说，“中央文革”那一帮子人被抓起来了。而且出现了“四人帮”的说法，并且说菜市场里卖螃蟹的大发利市，群众纷纷去买四个栓成一串的螃蟹，口说“看你横行到几时”，提回去煮来吃了。
我天天在朋友家里串门，这些人自然都是些从“五七干校”回来无所事事的走资派，大家都大出了一口恶气，在家里发挥几年逍遥中学会的烹饪本事，备办好酒好菜找朋友来饮酒作乐，高谈阔论，我也有幸参加了。只是这“四人帮”到底是什么时候、怎么被抓起来的，却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其中自然有好些版本显然是经过艺术加工的，情节在传闻的过程中，都经过传播者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力，加以丰富提高，以致说得很有故事性。即使听起来明知其颇有水分，但是只要听起来大快人心，大家还是乐得继续加工，继续传播。
我有幸在北京听到这些，特别高兴。我到北京参加文化部的会议时，心里一直没底，惴惴不安，不知道会有什么祸事将要落到我的头上来。我强压着内心极大的愤恨，装出诚惶诚恐的样子，向那些嘴边没毛的爪牙汇报时，看他们那般洋洋得意，君临于人的神气，看他们对我们这些走资派模样的人看不顺眼，横挑鼻子竖挑眼，心里的气不打一处出，却一点也不敢出，把人气坏了。而今他们完蛋了，叫我长长舒了一口气，可惜没有得见他们连夜逃窜的形象，感到遗憾。
我来北京的时候，总觉北京的天气老是那么阴沉沉的，现在却突然发现，北京的秋天是这么的秋高气爽，这么的天朗气清。我可以扬眉吐气地回到成都了。我在回成都的火车上，诗兴又来了，写了一首七律诗：
告灵
狂飙十月吹神州，
铁拳一挥群魔休。
过眼昙花皆粪土，
当头霹雳**蚍蜉。
钓鱼台上秋风劲，
中南海里碧波悠。
总理有灵当笑慰，
江天万里好晴秋。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全都要报”，这句话终于成为现实。历史是无情的，无论什么人都逃脱不了它的严正审判。等待“四人帮”的将是全民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