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被批判后，我们机关的造反派，在进驻的红卫兵的帮助下，对我的态度越来越严峻，也可以说越来越恶劣了。有些原来对我持中立态度的人，也“觉悟”起来，开始转向。甚至有的过去和我挨挨擦擦的人，忽然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成为揭发我的能手，批判我的干将。我看他们跳梁的精彩表演，只觉得他们可悲可怜。甚至他们的子女，也迅速革命化起来。这些娃娃不仅敢于当着我的孩子的面，骂我是反革命，而且寻机会侮辱我的孩子，叫他们“狗崽子”，以致打起架来。

既然对我管得松了，我的孩子又可以回来住了。女儿开始还留在她的学校里，只是有时回来看我一下，后来学校红卫兵分成了两派，无人顾及“狗崽子”，她就跑了回来。两个十岁才出头的男孩子，不大懂事，小学又关了门，于是天天就在家，倒是叫我乐享天伦。但是没有想到他们也面临严峻的形势，这都是由于我祸延子女呵。

对面宿舍里有几个孩子，不知道是受他们造反的父母的唆使，还是他们自觉起来革命了，老在对面大声地恶言骂我。我听了虽然不安逸，倒也不想理会。可是我的孩子们却难以忍受，便也反言相骂，这样便结了仇。小造反派们从对骂发展到用他们能找到的武器弹弓，向我发起攻击。我当时坐在窗口闲望，他们忽然从我的窗口打石弹进来，把我打着了。但是我处于被专政的地位，求告无门，只得忍气吞声地把我的窗子关起来。可是他们并不善罢甘休，仍然用弹弓打，于是我的窗玻璃一块一块地被打破了，飞弹不时穿窗而入，打到我的**来。我好言向他们呼吁停战无效，反倒打得更凶，石子纷纷打进窗子里，我的孩子也被打着了。我向机关反映，要求制止这种破坏公物的行为，没有人理会，大概认为那也是红小兵出于义愤，向我采取的“革命行动”吧。我的孩子再也不能忍受，不管什么革命反革命，于是也以弹弓还击。一场小小的战争便这样爆发了。

我看在这里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了，只能以牙还牙。于是我也参加进去，为他们出谋划策。我首先用一张竹帘子把这朵窗子遮起来，变成防御工事。对面打不进来，这面却可以从帘子后边向对面的窗子发起进攻了。但是对面的孩子躲在窗后，石子打进窗子，并没有打中人，没有能够替我报一弹之仇。大的一个儿子到五楼屋顶上埋伏起来，对面没有注意到，才伸出头，我的大儿子对准他们发射石弹，他们便被打着了。孩子还不解恨，他约了几个伙伴，趁无人的夜晚，偷偷地把凡是曾经从那里向我发射过石弹的窗户的玻璃全都打烂了。监管我的人曾经来问我，我说我的窗玻璃也全被打烂了，知道是谁打的？他们拿不到证据也无可奈何。不过我还是告诫了我的孩子，叫他们不再这样打了，但是他们不接受，还很生气，认为这些娃娃太可恶，这样欺侮到他们头上，他们就是要报仇。他们竟然约了几个本来有气的“狗崽子”，在黑夜里，把那栋宿舍临街的窗玻璃打坏了好多，才解了恨。我批评了他们，他们反而对我生气。认为我太不懂得当时那个社会了，那是谁也不怕谁的时代，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谁厉害，谁就占上风。我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也学起造反派的脾气来了。我很担心。不过转头想想，孩子们在外，常常被欺辱，他们想不开，拿起他们能找到的武器，进行反抗，本是可以理解的事，然而我竟批评他们，使他们更感到委屈。他们有时候对我发脾气，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我的孩子在外面行走，常常被人吐口水，被不知哪里来的石块打中，甚至在食堂排队打饭，也常常被无理加塞，被挤到后边去。那时因为闹革命，生产也不管了，肉类副食品供应越来越困难，在食堂里能买到好菜不容易，排到后面的自然买不到。我见孩子只能买一点小菜回来吃，一问才知道是受到造反派和他们的娃娃的歧视。我很伤心。造反派对我再怎么样，我也不在乎，该剐该杀，随他们的便，但是孩子何罪？为什么要这样欺侮和凌辱我的孩子？

有时孩子们回来，强忍着抹干眼泪，不想叫我知道他们在外面受了气，吃了亏，只是我的女儿回来说到她的床单上被同学无端倒上墨水，她却莫奈何的事，我听了心如刀绞，我在被侮辱与被打击时，没有流泪，现在却潸然饮泣。天若有情，情何以堪！我简直想说，只怪我这个爸爸参加革命早了，做了许多事，现在都说成是罪恶，连累了你们受罪。你们在外面受了气，回来不能得到我的抚慰，反而受到我的批评。你们怎能不生气？其实我哪里还有脸来责备你们？我真想拥着你们大哭一场呀。但是我没有这么说，他们也不需要我这么说，他们完全知道我的心情，我的苦衷，不愿叫我更为他们增加痛苦。他们有意和我扳手劲，在**打闹，要我给他们讲他们早已听过的我的革命斗争故事，希望我在这一小间房子的一统天下里，过得快活些。这种相濡以沫的感情，比什么都珍贵，永远不能忘记。

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传统，是不是一种国民劣根性，一人获罪，为什么要株连亲属朋友？为什么过去封建王朝的诛九族的遗风，我们现在搞运动，还在盛行？我们的大国民为什么总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得罪，群起落井下石，连子女也不能幸免？

我后来在当权的刘、张两口子的授意迫害下，处境更为险恶。我被红卫兵抓走后，我的孩子更是陷入困难。他们被“扫地出门”，造反派把他们强制赶出我原来的房子。那房子当然马上被脚快手长、在造反派里又有点权势的人占领了。屋里的家具，也被到我的房子里来造反、垂涎久已的人们全部瓜分掉了。他们把三个孩子撵到另外一幢宿舍五层楼上的一间不足十平方米小屋子里去，而且竟然不准孩子们带出任何衣物被褥。那时正是冬天，我的女儿就在晚上带着两个弟弟冒死从二楼楼梯间爬到房里去拿，结果被造反派以“帮走资派转移黑材料”的罪名抓住。造反派甚至用手榴弹威胁他们，要他们和我划清界限，直到黎明前才把他们放了。所需的被褥，也是在我女儿的再三要求下，三天后才给他们。

五楼的那间屋子是一个害什么瘟疫的人才死空出来的，谁也不愿去住，把走资派的孩子安置进去住，自然是最理想的了。有的干部实在看不过去，提出至少要先把那屋子消过毒，才让孩子搬进去嘛。可是没有人理会，多亏科委的一位过去一直对我比较尊重的女同志，当时也住在那幢楼的五楼上，她亲自提了几桶石灰水，把整个屋子洗刷一遍，才让孩子进去，并且在可能范围内给以关怀，使我难以忘记。

我的女儿那时已经十六岁了，和两个男孩子住在一间小屋里，实在不方便。她向造反司令部的头头反映，要求再给她哪怕是空着的走道头几个平方米的地方，让她用木板隔起来住也好。可是不行，就这么一点要求也是“狗崽子”的非分之想。她没有办法，只好住到她的中学里，在屈辱中苟活下去。后来两个男孩子也住不下去，是我的弟妹侄女把他们收容起来，才免于流落街头之苦。

这些情况，当时我已经被红卫兵抓走，当然不知道。是我后来从省革委的监狱里放出来，又被弄回机关关起来的时候，才听说的。就是连这些，也不是我的儿女告诉我的。我从省革委监狱里出来时，对我宣布，我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了，可是仍被关在机关里，连我的子女想来探视我，也不被允许，他们没有机会向我诉说他们的苦情。我个人遭难，倒也罢了，却殃及子女，他们小小年纪，弄到如此狼狈，我听了真是五内俱焚。中国利一人有难，株连九族的遗风，何时才算有个完？

但是我并不悲观，中华民族的正气尚存，疾风知劲草，正是在这样的大风大浪里，才使我认识了中华民族，还有精英，好人总是多数。我在危难中，总有那么一些好人向我伸出援助的手。他们或出于对我的友谊，或出于自己的正义感。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他们都要冒政治上很大的风险，有的可能成为和我套在一根绳上的蚂蚱，一同遭难，有的则可能受到包庇反革命的批判。他们的勇气使我感动，也叫我佩服。这些人便是民族的精英，中国的希望。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特别是其中一些平常默默无闻，居于生活底层的一般劳动人民。这样的劳动人民，我过去在做地下党工作时，碰到过不少。当我处于危难，自分必死时，却有他们冒险犯难，为我通风报信，或为我掩护，得以死里逃生。这次我遭不白之冤，也碰到这样的干部（有的且是领导干部）和工人。我们大门口做传达的老陈是一个，我们食堂里的一个大师傅老李又是一个。我原来的小车驾驶员老高更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