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叫我不能忘记的就是我原来的小车驾驶员高奇才。另外一个叫我不能忘记的是机关农场场长何世珍。
高奇才，既非党员，也非干部，只是一个极普通的汽车驾驶员。蓬松的花白头发和怒张的短茬胡子，其貌不扬，除了尽责地开好汽车，别的一无所能。他既不能为文，也不会讲话，名不闻于他工作过的单位之外，更从来不在领导面前作“表现”，自然也没有凭他的本事去干过“喇叭一响，黄金万两”的时髦勾当。真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工人。在造反派斗争我的时候，我一直没有发现他。我被关进那间小屋子的时候，他偏偏来看我，劝我要想得开。没有对我说多少话，只是问我：“我看你身体不好，要不要找个医生看看？我开车。”他竟然不知道，我除开被揪出去上街游斗，可以押上卡车外，我哪里还有资格坐小车呢？他似乎看出了我的难处，他说：“我才不管呢，我开的车，我爱叫哪个坐就叫哪个坐，那些家伙想坐我的车，我才懒得开呢。”我婉言谢绝，他便走了。他走后，我不禁脱口而出地说：“高奇才，真奇才呀！”
他是一个奇才。他奇就奇在众人皆以为可的事，他却以为不可；众人把我批得体无完肤的时候，他却不以为然，认为我不是坏人。众人在对我落井下石的时候，他却偏要下井救人。他与人施恩，却绝不要求报恩。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曾经救我一命的事。
有一回，他开车送我们机关的干部押着我到西南局双流农场去劳动。我知道，造反派们到那里，其实不是去劳动，不过是玩耍和采购城里买不到的副食品。有的还说是为了和在那一带颇有势力的对立面造反派争夺地盘的。至于我呢，当然是拿去劳动改造的，大概要用惩罚式的重劳动来改造我，是当然的事了。
一到那里，农场的场长、支部书记何世珍却把我安置到他的场部办公室去住下。并且对我说：“老领导，你年纪大了，你的活路由我来安排，你放心。”
这位同志，在西南局时，虽然认识，却并不熟，在造反派皆曰可杀、对我实行群众专政的时候，这位场长一见面就喊我一声“老领导”，并且把我从造反派的严密监控下，接到他的办公室里住下，由他来给我安排活路，我真的就有活路了。我对他的好意起初简直有点不相信，哪有这么好的人？天黑以后，我听他在办公室门外和造反派在说话，听不很清楚，大概是关于对我监控和安排我的劳动的事。我听何世珍在说：“我是场长、支部书记，不管什么人，到了我这里，就要由我管，活路由我来安排。”他把造反派顶回去了。
我听了真是感激涕零，我知道他是真心对我好的。晚上和他说闲话，才知道他原来是在川东搞过地下党的，曾经调到云南工作过，后来调回西南局，他知道我是地下党川康特委的负责人，所以他叫我一声老领导。他向我明显地表示出对于第一把手把我抛出来进行批判的不公道，对于造反派把第一把手打倒后，新的当权派还是把我按倒打，也不以为然。后来他说：“他们到这里来劳动，活路都要由我安排，你的活路也由我来安排，你明天到蔬菜地里扯一扯草就是了。”
但是事实上根本没有劳动成，当天晚上，双流城便被我们机关造反派的对立面的造反派用武装占领了。他们包围了农场，用喇叭叫喊，声言要血洗农场。这下坏了。来农场劳动的那位造反派的“女英雄”，除开说些“誓死保卫红色政权”之类的空话外，好像也没有冲出重围的好办法。对立派真要武装攻进来，那是有一场血战的。那个时候，对立的两派造反派各划了势力范围，争夺地盘的武斗，已经大规模地展开了。
何世珍知道，来农场劳动的造反派，已经陷入对立造反派的重围，孤军无援，十分危险。如果两派动了干戈，打了进来，他们打得死去活来，倒也罢了，可是我这个“臭名远扬”的“走资派”会遭池鱼之殃。如果对立面造反派得知这里有我这么一个大走资派，俘虏过去，就是一宗好的政治资本。而且可以大肆宣传说这一派造反派包庇了四川省的一个大走资派。两派要是争夺起来，说不定我就会死于乱军之中。
我没有想到，我竟然陷入这样的危险境地。事情十分紧急，说不定今夜晚外边就要攻进来。我自己忖度，身陷重围，已无能为力了，只有听天由命。最着急的是何世珍，他知道要从农场偷跑出去，不大可能，就是跑出去了，这一周围都是对立派的势力范围，要偷偷穿过去，回到成都，也没有希望。现在只有把我先找个地方藏起来再说。这时高奇才也来看我，为我的安全着急，但是他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何世珍把我送到农场里一个农民家里，把我藏在茅坑上猪圈的顶板上。这虽然不是长久之计，也只有暂时躲一下再说。何世珍还拿来一套卧具，叫我安心睡一晚上再说。
在这样的境遇里，我哪里还睡得着。且不说猪圈里臭气熏天，那几头猪鼾声雷动，也够我受的。但是这都不算什么，讨厌的是农场围墙外面，喊声四起，还夹杂着四邻的狗，没有见过这样的场合，跟着乱吠，吵得要死。两派造反派，通夜地在墙里墙外打嘴巴仗，互相用高音喇叭攻击。接着是打“语录仗”，就是两边都背《毛主席语录》来批判对方。据说那《语录》就是最锐利的武器，是精神原子弹，自然有无比的威力了。我就在这种精神原子弹的爆炸声里再也无法入睡。
我忽然想到，我命悬将死未死之间，身陷四面楚歌之中，逃遁于农家茅坑之上，在猪的鼾声和狗的叫声的大合唱里，听到墙里墙外喊杀连声，却未闻刀枪轰鸣，只听到高声朗朗或声嘶力竭地背《毛主席语录》之声，而我这时却感到心境特别平静，于四面楚歌之中，高卧茅坑之上，却忽然有一种闲情逸致，想要吟诗作赋，这岂不是一生难得一遇的奇事吗？
然而我寻句觅字很久，只有一些思想的片断，如吉光片羽在我眼前的黑暗中飞旋，不能成章，只得罢了。但是我却又忽然想起，不知是在什么书上读到的，说是大文人金圣叹在被杀头前，忽然想到那钢刀加颈，一定十分清凉，好不痛快。我过去读时简直无法相信，哪有在命赴黄泉之际，还有这样的闲情逸致呢？后来我在我的地下党生活中，却也有过类似的心情，我已经身处险境，自分必死，心境却忽然变得十分恬静，好像什么也不可怕了。正是这样，我才得以从容处置，竟免于难。我现在好像身处危境，也有这种处之泰然，甚至想作诗的心境。
作诗不成，长夜难明，我又陷入沉思之中。我想我这一生，解放前作地下党工作，经历过许多磨难，真是九死一生，解放后也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总算平安无事。没有想到竟然碰到“**”这么一场横祸，现在说不定就要死在造反派的乱枪之下，实在冤枉。但是幸喜到处都逢到好人，也许这次还是能逢凶化吉吧。想到这里，我对何世珍和高奇才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于是诗以情发，我就睡在茅坑上的猪圈搁板上做起诗来，叫作“茅坑诗”，状其臭也。当然不能讲究工拙，表情达意而已。
于茅坑上致故人何世珍
春尽芳菲歇，风雨逢故人。
救我于危难，茅坑藏我身。
满舍猪屎臭，四围犬吠闻。
何处寻人味，农场何世珍。
这首打油诗，我现在本来可以很容易地把它修改成一首合于格律的五言律诗，但是我不想修改，以存其真。
另外我还做了一首七言律诗，这倒是推敲了一下的，虽然不工，却雅一点，叫作“猪圈诗”吧。诗曰：
风风雨雨转飘萍，
扯去拉来任斗争。
萁豆成仇如水火，
相濡辄涸若弟兄。
是非颠倒寻常事。
黑白混淆未足惊。
天下滔滔皆是也，
于危难处见真情。
农场内外的两派造反派，真刀真枪的武斗，终于没有打起来，“语录仗”打得口干舌燥，大概也兴趣不大了。可是仍然处于对峙状态，我们还是没办法回成都。我还是藏在那个茅坑上猪圈顶板上，不敢出去。
第三天早上，高奇才忽然跑到猪圈里来找我，对我说：“走，上车去，我拉你回成都。”
我说：“农场被包围了，到成都的路上，一路都是他们的关卡，你怎么冲得出去呢？”
他也不说缘由，只是催我快走。我从他的眼神中，得到信赖和勇气，便跟他上了卡车。卡车上一周围坐着干部，把我放在中间，用劳动工具掩护起来，拉出农场，直奔成都。路上也有检查的，但被坐在前座的造反派下去一“拿言语”，便顺利通过了。
我一直不知道高奇才使的什么办法，竟然把我从重围中救出来。回到了机关，高奇才也没有说什么，只是把我送到我住的房门口，对我说了一句：“总算把你弄回来了，好危险呀，好危险呀。”便自己走了。我也没有再问他。
过了六年之后，我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获得“解放”了。我从反革命的阵营又回到革命的阵营，而且极不愿意地被弄去当了省委宣传部的副部长。那些过去和我忠诚相见的、后来热心造反、并且信誓旦旦地要和我划清界限、把我抛进不齿于人类狗屎堆的人们，当然又开始和我“忠诚相见”起来。有的略有羞耻之心的人还躲着我走，尽量不和我打照面；有的则大言不惭地在我面前叙述起他们的“难言之隐”，说他们也是受害者云云。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想在心中，我们都不过是一场闹剧里的演员，只是各人演的角色不同，表演有工拙之分罢了，我能记恨他们吗？不过“**”的确是一次极好的“灵魂展览会”，任何人都不由自主地在大庭广众之中，把自己的灵魂拿出来作了淋漓尽致的展览。这有什么不好？即使有的人受了一点罪，也是值得的。这么一想，也就释然了。
我“解放”了，有些人我不想见，有些人我却想见。我真想见到的人如何世珍，后来是见到了，自然有一番慨叹。他说他要调回云南去，我却赞成他留在四川工作。后来组织上调他到省博物馆去任副馆长，我才知道他是一个能诗善画的文才。但是我想看到的高奇才，却一直没有来看我，我简直等得不耐烦了，我决定亲自去看他。
他却忽然来找我了，是因为他的儿子在农村长期调不回城的事。他说他是看在多年给我开过小车的份上来求我的，他却绝口不提双流农场的事，似乎他已经忘记了他曾经在危难中救过我的命的事。然而我是不能忘记的，我们在闲谈中，我有意提起双流农场解围的事，可他只是淡然一笑，再没有说什么。我再三提起，并想了解他当时到底是用什么办法把我从危难中救出来的。他才说出当时的情况。
他说他为我开小车，和我交往多年，认为我绝不是一个坏人，更不是什么反革命分子。他眼见在双流农场，两派武斗，一场火并就要展开。无论哪派得势，只要发现我在那里，是一定会被造反派俘虏的，说不一定在混战中被胡乱打死。他说他很着急，决心要救我出去。他从包围农场并准备进攻农场的那一派里认得的人口中，知道他们进攻农场是为了抢粮食。他们的粮食在温江，没有汽车运不过来，已经快要断炊了。于是高奇才亲自去见他们的派头头，一个什么草头司令，说他愿意用他开的卡车去温江跑几个来回，运几车粮食回来救急。交换条件是高奇才拉来农场的十几个干部要准他拉回成都。他诓说这十几个干部不过是西南局的逍遥派，并不想和他们作对，只想跳出这个是非之地。那草头司令正在困难中，无粮不稳，害怕那些乌合之众散了伙，他成为一个光杆司令，便痛快地答应了。高奇才并且向那司令提出，回到成都的路上，设立了几个检查站，是他们那一派的人在掌管，要他保证能通过。那司令痛快地答应专门派人跟车，一路打招呼。于是高奇才在造反派的监督下，去温江日夜赶运几车粮食回来，给那个司令帮了大忙，那个司令于是派人一路护送，我们顺利过关，一帆风顺地回到了成都。他们哪知道在卡车上混坐着一个他们正在追逐、可以作为政治资本的著名走资派呢！
高奇才只简单地谈了一下抢救我的过程，毫无一点因为有求于我便大肆渲染的意味。要不是我有意向他提出来想了解当时他冒险的经过，他是不会谈的，我知道他过去从来没有对人说起过这件事，除开我和何世珍，谁也不知道这件事。
后来我为此也写过一首诗，记述此事。其实不叫诗，不过是顺口溜。现在也不想再改好一点，以存其真。题目是《高奇才，奇才》
高奇才，真奇才，
人皆骂我走资派，
你独劝我“要想开”。
人皆批我臭狗屎，
你说胡批不应该。
但尊寒梅铁骨铮，
不学弱柳迎风摆。
不赶潮流不做怪，
不换门庭不卖乖。
我陷重围眼看死，
你出奇谋免祸灾。
我倒霉时你救我，
我“解放”了你不来。
高奇才，高奇才，
不求报答但求是，
疾风劲草真奇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