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两天，我都躺着，但是我没有拒绝喝水吃饭，我知道这是无益的，我必须保证有一个好的身体。
又过了几天，他们来了两个人，就是那个胖脸和瘦脸。他们手里拿着一个卷宗，夹着一些材料。他们进来，没有装出凶神恶煞的样子，瘦脸相当和气地说：“你不喜欢审判那种形式，我们就用向你调查研究的形式吧。我们要问你有关你的政治历史的一些问题，你要老实地向我们交代。”
“不交代是不行的，不老实交代是更不行的。”胖脸比较严厉地说。
我说：“你们把人抓起来，强迫我向你们交代什么，那是不行的。没有省革筹的批准，我没有义务向你们交代我的政治历史。”
瘦脸说：“我们已经向省革筹报告了。省革筹同意我们暂时把你监护起来，调查你的政治历史。省革筹已经把有关你的一些历史材料转到我们这里来了，你看这卷宗里夹的就是。”他真的把那个卷宗打开来看，那里面是有一些材料。没有让我看，我当然无法判断他们说的是不是真话。
但是我有一点相信。说不定他们先斩后奏，把我先抓起来，不让“八·二六”派插手，然后报告给省革筹，要求让他们来调查我的叛徒嫌疑的问题。首革筹的那些头头和他们是一鼻孔出气的，既然已经造成既成事实，也只好顺水推舟，让他们暂时把我监护起来。
“监护”，这是一个他们发明的、可以在公开的场合拿到台面上来说的名词，其实就是把人抓起来关上，不叫坐牢的坐牢。这和大多数的走资派“蹲牛棚”还不一样，这是进监狱了，但是又无需办理审讯、判决、投进监狱的正式手续。也说不定省革筹真把一些我的历史问题的可疑材料，特别是某些检举我是叛徒的材料，交他们先进行核实。过去我听说过，有些走资派的历史材料，特别是一些别人的检举揭发材料，走资派拒不认账，一时又不好核查的，就有意把走资派和材料交给红卫兵造反派，让他们采取某些不正规的办法去追逼，或者得到招认。有的走资派就是在这样的追逼下，走投无路，而走上绝路的。莫非这样的传闻，在我的身上得到证实，把有人检举我是叛徒、国际间谍的莫须有的材料，交给红卫兵来追逼，或者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如果真是这样，这种革委会就未免太恶劣了。但是这算什么，他们办地更缺德的事，更恶毒的事，难道还少了吗？
这些天真的红卫兵，他们贪功心切，一个中央委员的现成**又太吸引人，他们是乐意为王前驱的。不过他们的这种痴心妄想，在我的身上根本是没有希望实现，因为我的确不是叛徒或间谍。“文革”以前，西南局的领导就听信这种莫须有的检举，对我进行暗地的审查，可是搞到“文革”开始，一直没有一点结果。大概现在这个“新生红色政权”，把我的这桩公案接了过去，继续搞我，没有眉目，现在红卫兵又接着来搞了。其结果自然是可以想见的，难道他们真能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来吗？
然而正因为这样，我可能要在这里吃大苦头了。
他们实行的“打威风战役”已经打过，现在到底进行什么新的战役呢？那个像温吞水似的瘦脸，不紧不慢地对我说：“我们掌握了你的历史情况，解放前你在鄂北、鄂西和成都都工作过，并且都是担任领导工作的，你要把你在这几个地方工作的详细情况向我们交代，不得隐瞒。”
那个如急疾风的圆脸却单刀直入地说：“这几个地方的地下党都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遭到杀害，你却每次跑脱了，唯独你没有被捕，这是什么缘故？”
无论是温吞水还是急疾风，他们想要我交代的是一个问题：我是叛徒、特务。
我只能如实回答：“这几个地方我的确工作过，那里也的确出过问题，但是我的确没有被特务抓到，这就是实情。不是唯独我没有被捕，大多数，绝大多数的同志都及时疏散，没有被捕。你硬要问我为什么没有被捕，我不能回答，这要问当时的特务，他们是怎样抓捕我而没有抓到的。”
那圆脸冒火了，他说：“你这叫什么交代？我们到哪里去问特务，到台湾去问吗？”
我说：“你要这样地提出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你。我只能告诉你事实，我从来没有被捕过。这个问题也用不着到台湾去问，当时在西南地区的国民党特务大小头头关在我们监狱里的多的是，第一号特务头子徐远举还活着的。”
我这样强硬而有道理的回答，他们无法再说什么。瘦脸出来圆场说：“我们并没有说你被捕过，但是我们要弄清楚你的每一段历史的详细情况，你要老实地详细地作交代，一段一段地写出来。”
圆脸又来给我出难题，说：“这紧要的几段，你每天干了些什么，都要写清楚。”
这不是故意找茬吗？谁能把自己过去几十年前生活，每一天都记得清楚？我说：“我可以写，但要写每一天干了什么，我做不到。”我反问圆脸：“比如你在几年前读中学时候的每一天，你干过些什么，都说得出来吗？”
圆脸吃瘪了，无话可说而又愤愤然。还是瘦脸来收场，说：“你要尽可能写得详细些。我们会给你提纲的。”
这一回合又算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