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弟弟家大院的门口，我正在考虑怎样叫门才不会惊动他的四邻，突然发现一个人也朝大门走来，竟是我的大侄女。正好，由她叫门，不会引起四邻的注意。
“啊，五哥，是你呀？”我的弟弟把大门打开以后，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发呆地看着我，轻声地叫了起来。
“不是真的，还有假的？我不是阴魂回来了，不用害怕。让我进门再说吧。”
弟弟赶快把我带进他家中去，把门关得严严实实的，然后压着嗓子嚷起来：“五哥回来了。”一家人都来看我，高兴得不得了，马上找干净衣服给我换，弄早点给我吃。
大家都想知道我是怎么出来的，我说：“怎么出来的，以后再摆吧。一句话，我是跳楼逃出来的。还是先把紧要的事情先说了再来摆吧。”我问弟弟：“你们这个巷子是归哪一派造反派管？‘红成’派管不管得到你们这里来？”
我弟弟说：“这里是城里的机关造反派管，不是‘红成观点’的，‘红成’的人管不到这里来。”
我听了才稍微放了心。我告诉他们，我是被“红成”派抓去关起来的，关在他们司令部电讯工程学院的大楼上。关了我三个多月，昨天晚上才好不容易想办法跳楼翻墙逃了出来。
我的侄儿说：“五伯伯，你被抓走后，我们到处打听。连省革筹也去问过，都说不知道。‘八·二六’这边我们有熟人，知道他们没有抓你，那就一定是‘红成’抓的你。我们打听把你关在什么地方，起初以为是关在‘红成’的堡垒地质学院里，后来才从‘八·二六’方面打听到，你是被关在电讯工程学院大楼上。”
弟弟说：“他们打听清楚了，本来是想把我们家在成都的几十个人组织起来，再约些朋友，打起造反旗子，采取突然袭击，打进去把你救出来的。我们老一辈的也正在考虑。”
我说：“不行不行，两派正在那里真枪实弹地火并，你们靠几根棍棍棒棒，哪里能打得进去，救得我出来？搞不好就要死人的。”
侄儿侄女们说：“我们也搞得到枪，自然是要带去的。”
“人家是成队成队的战斗队伍，你们有几个人，打得过他们吗？”我结束这样的谈话，说：“这些话已成过去，不说了。现在要说的是，我住在这里，迟早会被他们发现，他们再来把我抢回去，那就真是死路一条了。现在要紧的是商量怎么赶快离开成都，到外地躲灾去。”我摸一下我的脚，不摸还罢，一摸就疼痛难忍，脚如刀割。我说：“眼前更迫切的是，快给我找一双合我的大脚的鞋子来，换下这一双夹我脚的胶鞋，还有，折腾了一夜，我饿得慌，先弄点吃的东西来填饱肚子，再说别的事情吧。”
我的弟媳才想起，光顾听我说了，连忙下厨给我煮了一碗热腾腾的鸡蛋挂面来。三个月来我再也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了，连汤我都喝个精光。我的侄儿女们赶快去找来一双大脚皮鞋，一穿正合适。我把胶鞋脱下，眼见我的脚趾和后跟已经渗出血来了。然而他们要把那双破胶鞋拿起扔掉时，我还有点舍不得呢。孩子们不理解，我说：“它曾经夹坏我的脚，然而它却为我的出逃立了大功呢。”不过我说：“把它扔得远远的吧，不能在你们这里留下任何可疑证物。”
过不多一会，他们分头去把我家里的大人，哥哥、妹妹、大侄女们叫来了。我虽然很想看一看我的几个孩子，可是现在还是以不见为好，免得走漏了消息。就是“八·二六”派知道我在这里，恐怕也会来抓我的。我和家人进行了紧急商量，大家一致认为，不能住在这里，连成都也不能呆，久必生变，必须尽快离开成都，明天一早就走。至于到哪里去，还说不准，先出去旅行一阵，然后找自己的亲戚家躲一下。现在可以去的地方一个是到贵阳农学院我的五侄女家去，呆不住时，再到北京我的姨妹家去。为策安全，也为了照顾我的生活，两个大点儿的侄儿陪我上路。
事情就这么议定了。但是现在要出门，也不是容易的事。两个侄儿倒没有什么，他们本来就是红卫兵，也可以拿到造反派的路条。但是我要出门，却不简单，特别是正如他们说的，像我们这样的老人，特别是像我这样的长相，一看就像个走资派，何况我又是在全省以致全国批判出了名的人，更不好走路。但是冒险也得赶快出走，只得用假名假证件。说来容易，做起来却难。现在是革筹会和造反派当家，车站、码头和旅馆，到处检查都很严，有点问题就扣起来审查。我是经受不住审查的。想弄到他们发的路条和合法的身份证件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只有自己来伪造。
过去我们做地下党工作，有可能随时碰到特务追捕的事，既要懂得如何临危不乱，把平时准备好的功夫使出来，沉着地从追捕中安全脱逃，又要学会临时需要的伪装伪造这一套技术。造假证件，刻假印章，都是我操出来的本事。不过现在时间很紧，伪造的物质条件又很差，要在今天一天内完成，实在太紧，但是没有办法，明天不出走，可能就会出问题。“红成”派虽然在这一带没有势力，但是他们如报告给省革筹，省革筹一搜查我的亲人家，我在这里就会被搜出来的。得赶快。
要马上在木头上刻两三个公章，显然是不可能的了，何况我还要伪造我的身份证明和红头信笺信封呢。于是我决定采取应急办法，刻蜡板用红色油印泥来印制。虽然这样做，不大好看，顶不得真，但是现在是大家都在造反，大家都在乱刻公章，乱印证件和红头信纸信封，做得马虎点，也许混得过去，何况由我的两个造反派模样的侄儿拿去过关呢。
我要家人马上去替我找一块刻蜡纸用的钢板，还有配套的铁笔和蜡纸来。油墨要有一点，油印机则用不着。他们终于从学校找来这些工具，我一拿到就动起手来。
过去在搞地下工作时，出版秘密报刊，由我的爱人王放主办，她一人兼收音、编辑、刻蜡纸、油印、装订、发行于一身，实在太辛苦了，我有功夫时，便帮助她刻蜡板和油印，也跟着练就刻印功夫。她担负地下党机关秘书工作，还为了我们外出行动方便，她还想一些办法制造假证件，她用油印搞印件，真如铅印和石印件一般，我则帮助她刻制假印，镌假钢印。有时来不及刻木头印，她自出心裁地用油印来做假印，虽然差一些，却也可以混过于一时。因此我也学到这种制假功夫。
我按照通用的机关证明信模样，刻在蜡纸上，把蜡纸正面压在纸上，再用绒布沾上同样颜色的油墨，细心地在蜡纸上擦，一张印件便印出来了。我再用通用的仿宋体，照公章大小，刻上机关公章的名称，但是不刻公章的外圈。我在印好的证件上填上出差人的名字和事由及年月日后，就把刻好的公章内心的蜡纸，正面放在应该扣印的地方，用红色印泥照样细擦，不可用力，以显得印出的印章有模糊状而字迹却看得清楚。那印章还没有外边的边子——因为那外边的边子要在蜡纸上刻得那么圆，印得那么清晰，是不容易的——我便用和公章大小相同的药瓶盖子来代替。把圆形药盖子沾上红印泥，扣在印心外边，又圆又清晰，一个印章便这么盖好了。连骑缝的字号和印章都盖好。一张像真资格的假征件便做好了，经受得起一般的晃眼一看的检查。
我还为了加强证明，又用蜡纸刻了一个学校的信纸信封模样，在空白信纸和信封上印上学校的红头名称。我在信纸上用毛笔写上给贵阳和北京朋友的求助信。装入信封，以证明我的确是另外一个名字的教员。
一切必要的证件都已办好，下午我居然还有时间放心地补了一下瞌睡。傍晚起来，和家人商量第二天出走的路线和方法。我的第一个目的地是贵阳，到我的侄女家暂避一时。但是我不能在成都车站坐车，大家估计造反派会在车站拦截我，因此决定绕道到简阳石桥镇上到贵阳的直达火车。但是到简阳也不敢坐公共汽车，因为沙河堡一带是“红成”派的势力范围，不敢从那里走。于是决定骑自行车绕道中和场到龙泉驿，步行翻山到石桥。这次陪我出走的是我的两个侄儿，他们都有红卫兵的身份。但是我的哥哥和弟弟还怕不可靠，他们两个坚持要亲送我到石桥，把我送上火车，他们才放心。这种兄弟情分，我是不好拒绝的。
一家人都为我一个人忙着。一切必要的证件和必备的钱财衣物都准备好了，一切可能碰到的困难和应付的办法都想到了，他们并且再三嘱告两个侄儿，要把我照顾好。说不尽的担心和关照，说不尽的依依惜别之情，真是于危难中才见真情，我感慨万端。我在被俘和遭受折磨时，每每想到此生还有和他们再见的机会吗？正如我写的诗里说的“似海深情无限恨，但期来世复团圆”，只想到来世和他们再见了。
一想到这里，不禁悲从中来，只把泪水往心里流，不敢在他们面前流泪，叫他们难受。我一生革命，到头来落到这般狼狈的境地。现在正陷入我同样境地的老革命还不知道有多少呢，实在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在家人面前强颜为欢，要他们和我一起今晚上痛快地聚一回餐，他们答应了。我们不敢声张，悄悄地吃好饭，看似愉快，其实他们何尝不知道我的心里在流血，他们心里何尝不为我的前途的安全担心？而且我平安回来了，却没有看到我的三个孩子，心里是什么滋味，他们又何尝不知道？但是谁也不想说穿，还是不住地有说有笑。并叫我早点安歇，明天天明便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