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没有亮，我便醒了，其实他们比我醒得更早，已经作好早餐，端来叫我享用。吃了早餐，我的侄儿们出去侦察一下，没有事，便一同出门。这时街上很清静，没有什么人。我们上了自行车，一溜烟地穿过黎明时的薄雾，出新南门直奔郊外。从中和场到龙泉驿虽然只有六十里地，却走了一天，因为乡村小路满是泥泞，有好长一段只能扛起自行车走路。到了龙泉驿已是下午五点钟，一天赶到石桥不可能了。只好进龙泉驿街上去住店。这里隔成都不远，且在街上发现有造反派活动，我们真有点不放心，晚上查起号来怎么办？幸喜我的侄儿出去打听一下，这里的造反派不是“红成”派的，倒和我侄儿是“同观点”的，这倒更保险了。江湖风波险，但是只要是同门同派，拿得上“言语”，便通行无阻。我们安心睡了一觉，第二天一早步行上龙泉山，八十里路，翻过山，天黑前到了石桥。我本想在龙泉驿就叫我的哥哥弟弟回去，他们却坚持要送到石桥。我们一块走到石桥，同住一夜，第二天硬是把我们送上火车，他们才回去了。我在火车窗口，看他们那种依依之情，禁不住老泪暗落。从此我将亡命江湖，吉凶难卜，不知何处是我的归宿也。
那时的火车，大概也造起反来，时开时停，到了内江，说不走就不走了。我们只好下车找旅馆寄宿，这在别的旅客说来，也许没有什么，对于我说来，却是忧心忡忡，谁知晚上旅馆查号时会发生什么，这里隔成都到底不远呀。谢天谢地，查号的人们也许忙于分派别争权打仗，晚上竟没有来查号的，平安无事。第二天，我们再上车，直开贵阳。但是过重庆时又紧张一会，谁知在重庆车站有没有人在那里拦截？算好，过重庆正是半夜，造反的大概也要睡觉的。火车过了长江桥，进入贵州境，我知道四川的造反派是管不了贵州造反派的，可以放心了。
我们快到遵义，我忽然有了闲情逸致，想下车去参观遵义会址。过去我从这里过了几次，都没有功夫去参观，一直念着，这次好不容易有机会从这里经过，我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的了。我们下车找个小旅馆住下，便马上到那个展览馆去参观。这是一座小洋楼，院子幽静。如此重要的革命文物胜地，参观的人好像不多。我们上了二楼，一眼就看到当时开遵义会议的会议室。桌子小靠背椅子排列有序，据说都是当时原样。在玻璃柜里陈列着一些油印文件，据说就是当时起草的文件复制品。我看了好一阵，字迹模糊，看不清楚。
我在那里东张西望，流连忘返，感慨颇多。这是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地方，是共产党从败亡的恶运中走出来的转机。中国的革命航船后来虽然还经历了不少的恶浪险滩，然而航向是基本正确了，光明就在前头。这一段历史，我从党史中学过，知道一个大概。当时就不明白，现在到这里来看了，更不明白，为什么参加会议的人中，有一个叫李德的洋人。正是这个洋人代表共产国际，在那时的王明、博古等以莫斯科之命是听的党中央的支持下，来中国瞎指挥，把指挥有方的毛泽东打了下去，差点把红军搞光了，弄得天怒人怨。正是在遵义，毛泽东等老革命起来造他们的反，才把军事指挥权夺了过来，把中国的革命航船，导向正确的航道。但是现在中国的革命航船，又被政治野心家实际掌握了船舵，不知要开到哪里去，正陷入险滩激浪中，前途未卜。我们这些小人物，落点难，倒算不得什么。
我一面看，一面陷入沉思。忽然听到那个解说员解说，把那时其实不算起大作用的林彪，特别突出地加以歌颂。而那时候起过重大作用的一些革命元勋，却略而不言，因为他们现在都已经列入被打倒的中国最大的走资派的名单里去了。我听起来不是味道，却不能怪这个小毛根，她不过是照本宣科而已。现在正是这位副统帅炙手可热之际，把历史作这样的篡改，也是出于革命的需要吧。不是听说井冈山会师，也把毛泽东和朱德改成毛泽东与林彪了吗？大概在他们看来，为了革命的需要，已经成为事实的历史，也是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篡改的。然而历史是无情的，它绝不容许任人改动，终归有一天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这是一个革命历史名城，革命胜迹颇多。我们第二天又到城里城墙、街道、公园、各处文物景点去看了一下。我所知道的历史纪录中刘伯承如何带少量红军化装智取遵义的传奇历史，仿佛又历历演出在我的眼面前。
我考虑这里没有认识我的人，住旅馆也没有受到多少干扰，也许比贵阳那种大城市住起来还隐蔽些，我何不以采访革命胜迹为名，在这里多住些日子呢？主意已定，我们就在小旅馆里住了近一个星期，这期间，我们或者出门去看名胜，游公园，或者趁霪雨天，就坐在房间里下棋打扑克玩。这也算我好久没有享受过的在流浪中的快活日子了。
我们在途中流浪了这么多天，以致我们到贵阳农学院我侄女家里，她正在着急。她已经得到成都的信，知道我们早已上路了，见我们迟迟未到，担心我们在途中发生了什么意外的事情。侄女问我为什么在途中耽误这么久，我说：“这一年来，我倒霉透了，没有心情舒畅过，这次在路上才有机会过几天抛却一切烦恼，得快活时且快活的日子。”
这里是大学，红卫兵一样在造反。他们并不知道我是谁，只是从侄女的口中听说是她的一个在成都当教员的叔叔，因为停课闹革命，便到贵阳来当“逍遥派”玩耍来了。但是我在侄女家里住了半个多月，却只是深居简出，几乎不迈出宿舍楼一步，反倒引起红卫兵的怀疑，我是不是“逃亡走资派”？那个时候和在“土改”中一样，在城市里人人都注意“逃亡地主”。我眼见有的人，或以侄女和侄女婿的学生，或以他们的同事名义，常常来拜访他们。房子小，总不免和我打照面，说几句闲话。我看出他们之中有的人可能负得有侦查的任务。当然也可能什么也不是，只不过是我的过虑罢了。
但是过不几天，我的侄女婿也说，他感到不对，有人在盘根究底地打听我的身份。也许危险正在向我临近，我以做过地下党的高度警惕性，仔细观察开始发生的不寻常的现象，我断定他们红卫兵已经把我当作怀疑对象，他们只要把我的情况向成都挂电话一查问，我就会露馅。看来我不能再陷入被动局面，宁可信其有，不可逞侥幸。于是我当机立断，马上离开这个大学，到北京去暂避一时。我叫我的一个侄儿回成都，向家里通气，知道我去北京了，另外一个侄儿陪我去北京。
那个时候买火车票不大容易，侄女叫我等一两天，他们去搞两张票。我说不行，既然是当机立断，说走就走，绝不可迟疑。我说，过去搞地下党工作，有时就因为迟疑一下，耽误一两个钟头，结果出了大娄子。于是侄女婿决定马上就出走，先到他的一个在附近劳改农场里工作的哥哥家里玩一两天，再上火车。我说，好，到一个农场去躲两天最好，那种地方远，是没有造反派活动的。
说走就走，侄女婿悄悄地带我们到郊区那个农场去，不是躲，却是玩了一天多，倒也舒服。侄女买到了火车票，送来交给我们，他们陪着我和侄儿上火车站，看我们安全地离开贵阳，他们才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