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北京本来应该向北边走，我们不想再回四川找麻烦，决定向南到桂林，从那里绕道到北京。我们到了桂林，我的雅兴忽然发了，我早知道“桂林山水甲天下”，好不容易落难到了这里，岂可不游览一番？我叫侄儿陪着我在桂林游山逛水，索性痛快地作一回“逍遥派”吧。我们花一天功夫游了七星岩等名胜，也到漓江边看了一下，那美妙如画的山山水水，就是没有功夫到阳朔，也叫人迷醉的了。可惜我偏是到了这种好山好水的地方，却引发我的惆怅，真想为这好山好水而哭一场。祖国何不幸，罹此大灾难。
我们准备第二天赶火车上路去北京，傍晚时候去火车站打听车票的事。那里真是人山人海，年轻人居多。看得出来，现在趁机关和事业单位不上班、工厂企业不生产，学校更不消说，停课闹革命。许多职工和学生都借口串联，免费溜到桂林这个风景名胜区来“逍遥”来了。这就是他们从“革命”中捞到的现实好处。
我们在车站发现一个好处，那里的候车室横七竖八地躺着许多人在睡觉，我们何不也和大家一样，找个地方躺下睡觉？这样我们可以不必到街上住旅馆，免去那令人生厌的盘查了。我的侄儿以为我这样一个大干部，竟然和那些臭烘烘的流浪汉在又脏又乱的车站里滚在一起，太不像话。我却说解放以前，比这里更脏更乱的地方我都睡过，到了这种时候还讲什么卫生，摆什么架子？我便心安理得地找了个稍微干净和清静一点的角落，垫上我带的呢毯就躺下了。因为没有住在旅馆里那种老是悬心吊胆怕查号的来盘问的感觉，反倒舒服地睡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站门外随便吃点早点，我的侄儿，为买火车票而奋斗去了。过了一阵，他回来了，不知道他是用什么办法搞到票的。他对我说：“要赶快走，到这里来逍遥的成都的造反派和红卫兵也不少，有的我认得，在问和我一路的是什么人。”
我没有想到，其实我应该想到，成都的红卫兵串联到桂林来了。他们之中有的人也可能在成都斗争我的大会上，看到过我，有的人也许在成都听到我已经从“红成”总部逃出来的消息。在这里如果被哪个想立功的积极分子发现我，打个电话回去，那就坏事了。我们是应该马上走，幸喜已经搞到车票，现在要紧的是不要在上车时被他们发现了。谢天谢地，我们当天下午平安地上了车，一路平安地到了衡阳。在衡阳一时搞不到车票，只好去住旅馆，偏偏在一个小旅馆里碰到了一点麻烦。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在衡阳的小旅馆里查号时，有一个带红袖套的人一块来查号，他三考四问，找我的麻烦，硬说我亮出来的学校开的证明没有效，要有成都革委会开的路条才认账。不然就要留下，发电报到成都问了再说。这还得了。我的侄儿虽然也带有红袖套，但是他没有把他的造反组织的路条拿出来给他们看，因为他摸不实在来查的是哪一派“观点”的人。我侄儿把他拉出去谈了一会，好像谈得很顺畅，什么事也没有了。我奇怪地问我侄儿，怎么一回事。他说，他和那个造反派试着摸底，得知他们这里是湖南最激进的一派当权，和成都的“八·二六”派相当，他们对四川的“八·二六”派比较尊敬，而我侄儿正是属于成都“八·二六”派的，他们交换起“观点”来，比较投机。既然是同派同观点的，便什么话都好说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这正和旧社会的帮会袍哥一样，只要“拿顺了言语”，就“说得脱，走得脱”了。现在名说是最革命的造反派组织，其实还是继承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套行帮习气。说穿了，还不正是和皇帝当家时的那一套封建王朝的规矩一样的吗？
那时的交通真是难通，火车一路都在换车。我们到长沙，在车站里困了一天，才换车到武汉，在武汉又住一天，才得以换车到郑州，在郑州车站里的地上睡了一夜，才得以换车到了目的地北京。
在武汉的时候，我特地去看望一下我的老朋友。他早已从报纸上看到批判我的文章，知道我出了事了。他现在也正被攻得不开交的时候，他怕见了老朋友后，不好向造反派交代，查出来不得了。如果交代说会见的是我这个臭名已遍于武汉的人，那就更不得了。所以他叫他的爱人出来和我打个照面，我马上就告辞走了。我现在已经和瘟疫一样，谁都怕被传染的，我却还没有自知之明，想去叙朋友旧情。
我们在郑州车站里等车时，说来真巧，我的弟弟竟然在那里碰到了我。他正是在成都奉家人之命，想赶到北京去，看我是不是平安到达北京了。他说，在成都已经嚷开了，说我逃到北京去了，“红成”派决心派人到北京去查找和抓捕我。看来到北京也不安宁。两人说不尽的一路酸辛。我的侄儿这次陪我出来，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了，他应该回成都去在造反派里打听消息，让我及时知道情况。因此我同意他从这里回成都，我的弟弟陪我到北京就行了。
我和弟弟到了北京后，径直到我的小姨妹家里去。一进门，小姨妹大吃一惊，她只听说我已经被造反派抓走，下落不明，生死未卜。怎么忽然出现在她的面前了呢？她真是喜出望外。我一进门，也大吃一惊，我的大儿子居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只听说他和几个小娃娃一起，爬火车出去串联，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他那时才不过十三岁，腰无分文，这出去串联，日子怎么过？那也真是凶多吉少的事。现在他居然一个人跑到北京他小姨家住起来。我也真是喜出望外呢。我问了一下，他真是不知好歹，冒失上路，一路偷偷爬火车，爬上被赶下，被赶下又爬，竟然到了北京，竟然找到他小姨家里了。小姨妹说，两个娃娃一起来的，那狼狈样，都像叫花儿一般。真是可怜，该上学的孩子，却冒这么大的风险，出来爬火车，摔死，饿死，病死，打死，都是可能的。孩子何辜，竟因我受这么大的罪，说来伤心。而我的儿子却以自己能孤身跑到北京，而显得有几分自豪呢。我也以为他可以自豪，我说：“好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