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姨妹和她的爱人都是中学教员。他们一家三口，住了大概只有十二平方米的一间小房，摆了一大一小的两张床，一张书桌，一个书架，屋子里就再也没有回旋余地了。现在又加上我和儿子两个人，这五口人怎么安顿呢？人，总不是物件，晚上可以在墙上打个钉子挂上过夜的呀。我没有想到他们作了多年教员，却只能住在这样小的房子里。然而他们说，能够分到一间这样的房子，还是对他们外来双职工教员且又生了孩子无法再住集体宿舍的一种优待呢。他们的床除开作睡觉之用外，还要作他们晚上修改学生作业的书桌用。几个小凳子拼起来，还要当小床用。床下的空间就是他们的库房，塞得满满的杂物。连床顶的空间也加以利用，许多东西就悬挂在墙上。他们和别家共用一个小厨房和只有一个蹬位的黑屋厕所，只有轮流使用。这和我们在行政部门当“官”的人住得宽敞而设备齐全的房子，没有办法比较。从这一点说，我当时真想到：恐怕我们这些人真的在变“修”了。
女主人，我的姨妹，却似乎早已胸有成竹，或者她早已处理过同样的难题，已有经验，她有条有理地进行安排。我和姨妹夫睡双人床，姨妹睡单人床，我的儿子睡小凳临时拼成的床，他们的小孩子则睡在两床之间的地板上，也可和姨妹一起挤睡在小**。白天，宿舍的教员们都上了班，孩子去了幼儿园。只有我和儿子在家，倒也显得清静，这里实在是个很好的避风港。
我的小姨妹见到她姐姐的骨肉、我的儿子，本来已很难过，现在见到我，却不见她的姐姐，当然更难过。我不敢对她提起她姐姐在成都住医院，听我被打成反革命后惊惧而死的事，但是她偏要问个究竟。我一说起我家破人亡的事来，自然引发她热泪长流。再说到我的事，她更认为太冤。她说：“从你过去教育我们的话，给我们看的书，包括你自己写的书，怎么能相信你是反革命呢？”姨妹夫说：“现在谁能说清谁是革命，谁是反革命？”我说：“正因为我过去是革命的，所以现在才成为反革命。现在是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人妖不分，冤狱遍于天下的时候。”
我虽然对于我的前程如何，无法预见，但既然有这么一个避风港，我开始考虑我怎么过一段休闲日子。北京的朋友虽然很多，我想象他们的处境不会比我好到哪里去，不能去看望他们。街上我不敢去，怕再撞见成都来北京串联的造反派。我这书呆子只有读书，可是姨妹他们是教物理的，除了理科的书，别的书很少。我过去曾在大学上过工学院，理科的书我也可以读得进去。我便开始读起物理书，特别是无线电的书来。读着读着，我竟然对于新兴学科半导体读着了迷，半导体深奥的书我读不通，对于一般半导体应用常识的书却能领会。不仅能读懂，甚至跃跃欲试，自己来安装半导体收音机。说干就干，我在儿子的陪同下，偷偷上前门去买一些元器件和工具回来，照书上的线路图安装起来。简单的矿石收音机和电子管的收音机，30年代我在上海就安装过，解放前在成都也和妻子一起安装过电子管收音机，收听延安的广播。无线电原理差不多，所以我一开始就安装三管四管再生来复式收音机。我的手艺居然还没有回潮，一装就响。连教物理的姨妹都感到惊异，不想搞文学搞政治的人还会玩半导体。我说：“我要不参加革命抗日，在大学把工科读毕业，我也就进入技术部门，作一个安分守己的工程师或教授，哪会弄到今天这么狼狈？”
我的姨妹夫却说：“那也不一定，技术部门也不是清静的地方，一样年年搞运动，知识分子一样挨整。”
他说的倒也是。我不是就领导过学校和科技部门“整风反右”、“拔白旗”之类的荒唐运动吗？
我虽然安装好了半导体收音机，能够收听北京的广播，但是我实在没有兴趣收听。那里面清一色的造反的语言，都是那么气势汹汹，那么咋咋呼呼，那么嗷嗷叫喊，叫我听来胆战心惊。就是那些音乐节目，也都是一个调子，高亢的样板戏的叫声，我实在无福享受，虽然我也并非是不喜欢音乐的人。孩子们喜欢摆弄，却并不喜欢收听，连姨妹的大收音机，我们除开用来听必要的新闻外，别的节目也很少听。
我就这么在姨妹家里，过了一个多月的安宁日子。后来天气渐凉，我穿上大衣，戴上帽子，围上围巾，由儿子陪着，到大街上去看大字报，随便走走，倒也自在。但是成都的家人派我的一个外甥匆匆赶到北京来了。他对我说，家里人在成都听到消息，“红成”红卫兵已经报告了省革筹，派人到北京来寻访和查找我来了，要我特别注意。他们为策安全，叫我的外甥来北京和他的一个好朋友、在北京任成都“八·二六”造反派驻京联络处的负责人建立关系，他们在北京交际很广，消息灵通，希望从他那里及时了解情况，让我知道。
过了几天，我的外甥来告诉我说，他已经和他的好朋友建立联系，他的好朋友的态度很好，一直对我比较尊敬，愿意尽一份保护之责。后来我的外甥有事要回成都，他便把他的好朋友引到我的住处来，和我见了一面。我看这个青年很本分，很诚恳，对我并非虚情假意的样子，我同意接受他的关心，虽然我的心里还是感到有点玄。
过不久，他来过一次，说他和四川省革筹及成都造反派的人都有来往，没有听到他们关于我的情况的消息。
后来过不多久，我早上起来下楼去到学校操场作活动时，我发现有一个也在那里做早操的人，在留心看我。这马上引起我的注意。起初以为是我的多疑，后来暗地查看，他是在注意我。以致我不去操场活动而在宿舍露台上活动时，他在操场上好像很关切地看那个露台。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莫非是我的外甥的朋友出卖了我，或者是“红成”造反派从别的途径找到了我的下落？不管怎样，依我的判断，绝不是我的多疑，而是真有问题了。
我把这件事告诉我的姨妹和她丈夫，他们偷偷去观察，也感到这个人对于他们的住处有超乎寻常的关心迹象。也许真有危险在向我爬来。他们都同意我的意见，我应该搬到别的地方去避一下的好。但是在北京很难找到合适的地方，我那些朋友不是住在机关宿舍，就是住在学校宿舍，其中有不少是“走资派”的身份。只有一个最要好的朋友，他的宿舍和机关不在一处，可以去打听一下，看他那里能容我去躲一下否。
我的姨妹去了，回来说，北京的朋友们都在落难，有的已经弄进“牛棚”关起来了。那个朋友也算是一个走资派，虽然不大，也要天天去机关接受批判。他说：“老马既然到北京来了，没有地方好去，我这里就是不太好，也义不容辞地接待他，叫他来吧。”我听了，真是感激涕零，世上还是共过患难的朋友好。
我正决定搬家时，却恰恰晚了一步。实际上只晚了不过五个小时，我失悔不迭。就是当天晚上，我又大祸临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