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躲避在北京我的小姨妹家里，两个多月，平安无事，我没有和外面有任何接触，怎么会被人发现了，而且一直找到我的小姨妹的家里来了呢？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我的外甥的“八·二六”的朋友出卖了我。但是凭我的眼光看，那个青年不是那样的人，我的外甥也是绝对可靠的。到底因什么而被发现，我一直不解。
就是我正准备出走的那天下午，住在这同一宿舍的一个女干部模样的人，到小姨妹家里来找小姨妹，说是来通知小姨妹明天去开居民的什么会。这样的事过去是常有的。这个女干部，过去我也见过，那是我刚来的时候，不能不报户口，于是姨妹拿着我的化了名的假证件，去找她报了户口，只说是成都来北京看病的亲戚。她有事来找姨妹时，因为这里是一开门就入室，和我不能不打照面，姨妹只得把她介绍给我，说：“她是我们这里居民委员会的主任。”又介绍我说：“这是我的亲戚，从成都到北京来看病的。”没有介绍名字。我们互相点一下头。今天她又来找姨妹来了，姨妹招呼她进来坐，那居委主任说：“哦，你有客人，我就不坐了。”转身她就出门下楼去了。
小姨妹并不引以为异，她说居委会的人有事常来找的。我虽然对于居委主任的到来，有点奇怪，但姨妹这么一说，我也就放心了。姨妹正准备我们的晚饭，打算吃了晚饭，就动身搬到朋友家里去。可是我们正说着话，又有敲门声。敲的很猛很急。姨妹把门一打开，就拥入几个人，有警察也有便衣，还有那位居委主任也跟在后边。我一看就明白了。那居委主任是先来探路的，看我是不是在家。看我在家，她便下楼去叫那些人上楼来，破门而入。那警察有枪并没有举起来。只是说：“都不要动。市革委有人要找住在你们这里的姓马的。”
那个自称市革委的干部，对我问：“你就是马识途吗？”
他单刀直入地问，我准备的一切改了名字的假证件，自然都是无用的了，我只得回答：“我就是。”
他说：“我们市革委接到四川省革筹的公文，要我们动员你回成都去参加**去，他们派来接你的人已经到北京了。现在就跟我们到公安局去办个手续，明天跟他们回成都去吧。”
他说得很客气，很得体。他既然是北京市革委会的干部，他从四川省革筹发来的公文上知道我是一个西南局部委级的领导干部，公文上并没有说我是反革命，或是“逃亡走资派”，只是说来动员我回成都参加**，在面子上他就不能像那些造反的毛头小子，不讲政策，不讲道理，对我使蛮。他们对我比较礼貌，当然在骨子里是把我软禁起来，交给四川省革筹的来人带回成都。
我当然也不能像我的姨妹那样叫“你们怎么随便到我家里来抓人”这样的话，很冷静地问那个干部：“既然是成都来人叫我回成都，总有省革筹的正式公文吧，能不能让我看一下呢？”说实在的，我对他们并不相信，谁知道他们是不是造反派假借省革筹之名，来北京抓我回去的呢？如果又被他们骗了把我抓回去，我知道那不会有我的好日子过的。
那个干部说：“有正式文件来。如果没有文件来，我们市革委能随便到老百姓家里抓人吗？那不乱套了？我们革委连各地造反派到北京来抓人，也是不容许的。”他说罢，拿出一件公文给我看，果然是四川省革筹发给北京市革委的公文，那上面就是说我滞留北京已久，请北京市革委动员我回去参加**，交来人带回成都之类的话。
我没有话好说了，不过也放心了，我对着急得不得了的小姨妹说：“是四川省革筹派人来叫我的，我就跟他们回去了。省革筹是讲政策的，我没有问题，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那个干部倒还比较通情达理，说：“那好吧，你们收拾一下，我们在楼下等。”说罢就带着来的人下楼去了。
我马上收拾东西，其实除开几件换洗衣服，我没有什么东西要收拾的，一下就收拾好了。我要走，小姨妹还不放心，她说：“谁知道他们把你带到哪里去呢？叫建生（我的儿子）陪你回去吧，好叫成都家里人知道你到哪里去了。”
这个主意也好，我们下到楼门口，见到那个干部，说了这个意思，他同意了。于是我向小姨妹姨夫告别，他们都不放心地流着眼泪和我告别，要我保重。我叫他们放心，我不会有问题的，我说：“我还到北京来看你们的。”
我说还要回北京这句话时，忽然发现，那个就住在这个单元楼下的居委会主任，却表现出明显的不自在。
我和建生一起，坐上他们来的小车，一直开到附近的公安分局。他们没有把我当犯人送进拘留所，而是住进一间办公室里去，那里已经有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在等我们。市革委的干部拉他出去，在院子里说什么，只听到“我们把人算是交给你了”这类的话。那个干部走后，军官进来向我打招呼说：“我是四川省革筹专案组的。省革筹领导请你回去接受审查。”
我没有说什么，只是提出要求：“我的大儿子要陪我一起回去，叫家里人给我拿行李来。他的车钱由我出，票请你们代买。”大概市革委的干部已经给他说过，他马上同意说：“没有问题。”
我们被安排在办公室里便**睡了一夜。这一夜我没有合眼，对于回去后会怎么样，我不担心，省革筹到底是一个政权机关，要讲政策的，何况我得知我们西南局原来的常务书记，已经被结合进去了，我和他过去相当熟，他对我是了解的。我在想的是，省革筹怎么找到我在北京的住处的。
我还是不相信是我外甥住北京的朋友出卖了我。如果他要使坏，他不可以密报他们“八·二六”派的头头，把我偷偷捉回去，据为己有，立个大功吗？他何必叫省革筹派人来捉回去呢？……
第二天早上，我们坐车到火车站乘快车返回成都。我和那位军官坐软卧，我儿子坐硬座，但是容许他过来看我。那军官对我倒是客客气气的，不像押解犯人那样，一直跟着看着。我们慢慢交谈起来，他竟然知道我，读过我的小说。看样子并不认为那是毒草。我便不经意的样子，随便问起他们怎么知道我在北京的住地的。他说：“省革筹也不赞成造反派抓领导干部进行政治历史审查，这事规定由省革筹专案办公室来办。你从他们那里出走后，我们专案组也关心，一直在找你，没有结果。后来是北京市革委给四川发了公文来，说发现你化名住在北京的亲戚家里，是否有什么问题。这样，省革筹就决定叫你回去，接受审查，派我来接你来了。”
我随口问：“北京怎么知道我化名住在北京亲戚家里的呢？”
他说：“我到北京来，好像听说是你住的那个居委会发现你住在你的亲戚家，说是从成都来的。看你的样子像个大干部，怀疑你是不是逃出来的。他们到学校查一下你的亲戚的档案，那上面填的亲朋栏里有你的本名的名字，却没有你化名的名字，于是肯定你本名马识途，化名住在北京。他们报告了北京市革委，北京市革委就发电报问我们来了。”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不是我外甥的朋友出卖了我，而是我自己的形象出卖了我，没有改变走资派的模样，受到怀疑，活该。再一个是我们的档案制度很管用，可以提供很多信息。还有北京居委会的组织看来是颇有效率的，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应该受到尊敬。总的却是我虽然使用了做地下党的经验，从拘押中逃了出来，我却仍然留下漏洞，让人可以从这种没有料到的蛛丝马迹，找到我的下落。如果是在解放前，那就会出大娄子，犯不可原谅的错误了。
我们一帆风顺，回到成都。我告诉儿子，回去告诉家里人送行李和日常用品到省革筹转给我。我坐上省革筹来接我的车，一直开到那时颇为出名的锦江宾馆，住进二楼一间标准客房里去。这里生活用品一应俱全，有时还有热水可以洗澡，有伙房的小工专门送饭打开水，吃的也不坏，每天都能见肉，这在当时算是优待了。但是住在房间里，不准走出房间一步，不准和任何人打招呼。除开有一张标准革命报纸外，其他什么也看不到。在门外走道里经常有武装解放军战士在监视，房门都必须敞开，时不时地有解放军战士走进房间来观察我们的动静，看样子是一怕逃跑，二怕自杀。我在这里生活虽好，却做了真正的高级囚徒。